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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2
鲁迅的温州故人
上个世纪的前30年，就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有一个人为了唤醒民众精神的觉醒，投笔作匕，鞠躬尽瘁，他就是鲁迅。今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在又一个新世纪的初年，我们突然又警醒地发觉，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鲁迅当年极力鞭挞的文化心魔并未入土为安，也正是如此，半个多世纪的世事倏忽之后，鲁迅还是依然和我们在一起。对于历史，我们永远怀抱热切的还原企图，所以在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在我们不由自主地去比对两个世纪伊始的时候，我们是那么热切希望循着一些我们身边的线索走进历史的深处。鲁迅与温州有着难解的情缘，早在1902年留学日本期间，就与数位温州同学友善相处；1923年温州即有评论鲁迅的署名文章出现；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至1936年10月19日病逝前的10年里，与温州人的交往越来越多，关系也越来越近，除了与郑振铎共事，编印《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等版画书刊，共同推动新兴木刻运动外，还直接或间接给数位温州青年以教诲和影响。尽管在鲁迅的日记、信札里出现的温州人，只有这样为数不多的十几人，但通过他们和先生的交往，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地处文化边陲的他们，在那样动荡的年代，从未自得其乐地囿于一地，他们的文化理想和人生抉择，为那个年代的温州文化留下了一道耀眼的光芒。
林 夫：他在那张著名的合影里不是所有的合影照片都能成为著名，能被传播成“著名”的合影照片，起码得具备这样的元素：或者它的对象必须有著名的人物，或者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所拍。“鲁迅先生与青年木刻家座谈”的合影，就是一张这样著名的合影，照片中有鲁迅先生自然不必说了，而且摄于鲁迅先生逝世前10天，是鲁迅先生生前的最后留影，当然，我还可以增加一个“著名”的元素，那就是，这照片的拍摄者就是后来成为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的沙飞。10月底我在北京出差，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沙飞的女儿王雁，王女士当时就跟说，我父亲拍过你们温州人。她说的就是这张照片，而那个温州人就是木刻家林夫。林夫，原名林裕，1911年出生于平阳钱库林家塔村，上世纪1932年，他在温州念完中学，就去上海美专读书。初入美专的林夫很快就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Ｍ・Ｋ木刻研究社”，多次展出作品，投身于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事业，同年12月，他第一次见到鲁迅。1934年，林夫因创作马克思头像木刻被捕，但出狱后依旧坚持木刻创作，并于次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加入中国***。1936年10月8日，林夫等人筹办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上海揭幕，鲁迅扶病前往八仙桥上海青年会现场参观。先生与几位青年木刻家促膝谈心，可惜在《鲁迅日记》里没有涉及交谈内容。但在那张合影中，我们看到林夫紧坐在鲁迅左边，他与另三位同道兴奋专注地聆听鲁迅讲话。对于这张照片，林夫一直都十分珍惜，就在以后被关在上饶集中营里也一直放在身边。1937年，林夫创作了国内最早的***、朱德肖像。1938年1月在平阳山门抗日干校，担任宣传工作。干校结束，任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抗日流动宣传队副队长。后任平阳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1940年3月14日，林夫到了鳌江，投宿《平报》社、由于《平报》社翻印了宣传抗日统战的小册子而触怒当局，《平报》夜里被查封，主编和会计受捕，林夫被一道抓走。入狱前几天，不忘创作的他还给《平报》画了木刻《孤儿》。他先在平阳囚禁了五个多月；接着被押解至上饶茅家岭。在狱中，林夫依然用笔作武器，鼓励难友。针对囚室在非常拥挤的铺位之间还插进一行竹签的情形，他作了幅速写《睡在刀山之中》，把竹签画得特别尖而长。在上饶集中营里，林夫什么都丢了，就是还珍藏着与鲁迅的合影，几次悄悄拿出这张照片观看，有时还传给众难友看。1942年6月由于日寇南侵，上饶集中营转移至福建，17日按支部预定计划，在赤石镇崇溪过渡后暴动。林夫因体弱跑不动，中弹负伤，再次落入魔掌。第三天被杀害。今年10月8日，距沙飞拍下林夫跟鲁迅先生合影70周年后，王雁与鲁迅先生的之子周海婴一起召集了当年参展木刻家的后人，在上海八仙桥新的青年会举行聚会，唯有林夫英年早逝，未留后人可到场，让人唏嘘不已。野 夫：得到鲁迅亲笔复信最多野夫，原名郑毓英，亦作育英，又名邵虔，字诚之，尚有郑未明、金泛影、新潮等化名，野夫（EF）乃其笔名，乐清寺岭人，1909年出生，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最早的组织活动家之一，也是浙南现代木刻的开拓者。野夫的名字，在《鲁迅日记》中出现过11次，仅据日记的不完整记载，1933年到1936年间鲁迅收到过他的信九封，一共回了他七封，所以，他是最早与鲁迅交往、并得到其亲笔复信最多的温州人。。自小就酷爱绘画的野夫，很早就离开温州去外地上学，后来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三十年代初，野夫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一・二八”事变后，他与原“一八艺社”成员组织野风画会，得到一向关心新兴木刻运动的鲁迅支持（鲁迅曾在《新俄画选》小引中向木刻青年提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当年8月鲁迅捐了20元给画会，11月又应邀前往讲演，予以热情鼓励。1934、1935年间，野夫两次将所作木刻连环画《水灾》、《卖盐》寄赠鲁迅，受到鲁迅的高度赞赏。1936年野夫与同人成立了铁马版画会，创办《铁马版画》杂志，鲁迅每次收到他寄去的画刊，都很快回信，可见他对野夫的重视。鲁迅逝世后的沉痛日子里，野夫赶刻了两幅黑白木刻，分别题为《安息吧！导师》和《鲁迅的精神不死》，以寄托对导师的无限哀思。后一幅未见记载，系首次呈现给读者，画面尺幅15×13.5厘米，选择鲁迅坐着藤椅，左侧脸，左手夹烟，右手握笔的姿态。在构图上以三分之二的幅面突出了鲁迅最后的形象，背景左上角出现一群走出工厂、学校的青年男女，打出有“联合起来”字样的横幅；右上角以粗黑醒目的阿拉伯数字“1936・10・19”标出，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要在不死的鲁迅精神鼓舞下，联合起来继续战斗。
而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地宏扬着先生倡导新兴木刻的宗旨，一如既往地投身于木刻事业。抗战时期他在家乡各地绘制抗日宣传画，又与留日归国的同乡合编《春野木刻集》，还引导一批美术青年爱上木刻工作。当时野夫担任地下党乐清县团部的特支书记，而以县战青团成员的身份出入各个场合，其间曾被捕入狱。出狱后野夫辗转东南各省，先后创办浙江战时木刻研究社、木刻用品供应社和合作工厂、武夷画室，既着眼于新兴力量的团结、培养，又注重木刻用具的接应、更新。抗战结束后，野夫先后在南京、上海工作，绘制了《抢饭吃》、《泛区难船》等许多作品；当选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常务理事。解放后野夫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院前身）、上海幻灯厂担负行政工作。1956年，在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还主编了《纪念鲁迅美术选集》。但很快就开始了不幸的命运：先是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之后“文革”期间又惨遭迫害，于1973年秋病重去世。身后留有《怎样研究木刻》、《木刻丛书》等著作。陈光宗：画鲁迅像的温州第一人《鲁迅日记》1933年8月1日写着“得陈光宗小画像一纸”。陈光宗，1914年生于温州城区，笔名陈陶陶。其父陈杏人是温州茶业公会负责人。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后，陈光宗参与组织“蚂蚁文学社”，创办《蚂蚁》半月刊、《民报》三日刊，社址就设在花柳塘茶业公会内，是由他出面商借的。1932年6月，陈光宗于永嘉县私立瓯海中学（今温四中）毕业前夕，用黑白木刻形式创作《鲁迅造像》（存世仅此一幅）。《鲁迅造像》是鲁迅生前收藏的8位中国新兴版画先驱者创作的鲁迅肖像木刻之一，原件尺幅8×7.2厘米；画面以外两旁有作者亲笔题款，上款为：“鲁迅造像陈光宗作”；下款为：“动荡文艺社赠”。另附陈光宗的初中校友胡今虚以动荡文艺社的名义给《论语》刊物创办者林语堂的一张便条：“此画请登在《论语》或转赠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很喜欢木刻，这张不是颇好吗。”这才有了鲁迅于1933年8月1日在日记中的记载：“得陈光宗小画像一纸。”这是一幅有着良好素描基础、形神兼备的人物肖像木刻作品。它不仅在中国早期同类题材的版画作品中出类拔萃，即使用今天的眼光去品赏，仍不失为一幅经典作品。一年后的1934年，陈光宗到上海一所学校念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四川北路内山书店里遇见了鲁迅，急忙用铅笔速写下鲁迅全身像，回宿舍用笔重描。据介绍他用的是漫画笔法，画像神情生动逼真。有朋友有心要发表它，就帮他把这幅画像分寄给四家文艺刊物。可惜的是那些刊物虽然倾向进步，主编也都很有影响，他们看了也挺喜爱，但准备发表时，还遭到了书报检查当局所的禁止。他们只能把画像退回，附信表示惋惜和歉意。其中一位主编寄还画稿之外，同时还告诉鲁迅，打算把已经制成的锌板送去。鲁迅随即复信说：“陈先生的漫画望寄给我，他日印杂感集时，也许可以把它印出来。所流转的四个编辑室，并希见示为幸。”这四家期刊就是《文学》、《太白》、《漫画与生活》和《芒种》。1936年初《作家》月刊问世，光宗的那位朋友又试着把鲁迅的画像寄去，结果还是不行。这年十月鲁迅病重去世，《作家》出了哀悼专辑之后便停办。因此这画像下落不明。先前准备送到鲁迅那里的锌板也一直没有露面，解放后许广平曾再三寻访，可惜始终不见踪影。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温州战时青年服务团联合社会各界曾举行纪念大会，高悬在主席台上的鲁迅半身像，就是团员之一的陈光宗彻夜用巨幅白布赶绘出来的。解放后，陈光宗在上海和浙江美术出版社工作，又画过许多鲁迅像。198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他又特地重绘了先前那几幅画像，复印出来分赠好友。1991年，陈光宗在瑞安逝世。邹梦禅：登门拜访喜得先生手书《鲁迅日记》1932年12月29日记载，午后为梦禅写《教授杂咏》一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这首诗只是讽刺主张“人四十岁就该死”的钱玄同的，后来收入《集外集拾遗》。事隔四十多年，编辑人员在注释《鲁迅全集》时，经多方查访梦禅的事迹，这才逐渐清楚。邹梦禅，名敬拭，别号大斋，1905年出生于瑞安。邹家世居瑞安城内，《鲁迅日记》注作永嘉人。邹梦禅自幼即雅好篆刻，中学时代就常常为人治印。1924年中学毕业后，经乡前辈林同庄的介绍，他到杭州浙江图书馆从事编目工作，得以大量阅读馆藏碑帖、拓片、印谱，并得马一孚、马叙伦、张宗祥等人指授，自此眼界大开，艺业日进。1930年，邹梦禅应上海中华书局之聘，参与编辑《辞海》，稍后兼任全国书法函授学校主任，在沪时期，与丁辅之、马公愚、郑午昌、方介堪等人交往甚密，切磋技艺，艺事又进一步。同时跟一些新文学作家密切交往，这使他有机会结识鲁迅。1932年12月的一天，邹梦禅随同浙江老乡、湖畔派诗人冯雪峰拜访鲁迅。鲁迅替他和书局里一位同事各写了一幅字，对此邹梦禅晚年曾作回忆：“当时鲁迅诗兴书兴兼浓，挥毫为乐，随手而出，了无拘束。”建国后，邹梦禅继续担任书店和出版社的编辑、社务工作，直到1958年被下放到甘肃省山丹县，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坎坷的二十年。尽管当时的环境非常艰苦，但据当地人回忆，邹梦禅先生从未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他做了一个木方盘，把河滩里的沙子洗干净晒干后装在盘子里，闲下来用手指头或木棒子在上面写字，天天如此，就是挨斗也从不中断，除了写字就是用沙枣木或用砖头刻章，村里有人找他刻名章，他统统有求必应，而且不要报酬，据说直到现在当地村民手里还保留着邹老先生刻的名章，全是正楷字，隽秀美观，普通老百姓的章子竟然是篆刻大师篆刻的，说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谈。1979年，邹梦禅终获平反，从山丹回杭州定居，被推选为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西冷印社理事。当时他曾作诗一首，抒发他重登书坛的欣喜之情：“兰亭绕幽香，右军飨祠堂。鹅池存绝迹，遗碑耀古乡。俯仰感古今，曲水戏流斛。胜事话雅集，悠哉荡吾肠。”1985年下半年，邹梦禅回到阔别六十年的瑞安老家探亲讲学，短暂的日子里，为旧友新知书写了上百幅字，回杭州后，书录陆游《泛瑞安江风涛贴然》：“俯仰两青空，舟行明镜中。蓬莱定不远，正要一帆风。”赠给鲁迅之子周海婴，这时距离鲁迅题诗送他足有半个世纪。邹梦禅的书法以篆书、行草见长，书风劲挺秀雅，能于平正中见流动，篆刻则取法汉印，借助于周秦古玺，旁及明清诸家，所用沉雄朴厚，巧拙相生，融各家之长而出自己貌。早年即有《印存》、《治印集》及字贴问世，后来撰写的《吕氏春秋集解》二十六卷、《关于颜体之研究》等稿数百万字，可惜后来都已散失不存。1986年春天，82岁的邹梦禅在杭州逝世。西泠印社成立了建社以来第一个治丧委员会，为他开了追悼大会。苏步青、郑逸梅、陈从周、王蘧常、费新我、钱君��、赵朴初、中岛春绿、莳田浩等中外一百多人送来挽联、挽诗、唁电等。沙孟海先生为其及夫人胡亦华题写了碑名。老友王蘧常撰写墓志铭，郭仲选亲自书丹上石。钱君��挽之曰：“平生书刻兼师友，来世因缘结兄弟。”老友郑逸梅的挽联是“六书渊源秦汉之学，一夕解脱神仙中人。”。朱镜宙：同门师兄弟又是老同事朱镜宙，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小女婿，1889年出生于乐清瑶岙，原名臣尧，字祀圣，号铎民。虽然朱镜宙的父亲是个国学生，他也算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家境并不富裕，12岁以前砍过柴，种过田，还放过牛，直到13岁才入本县师范教习所就读，深得诗人朱鹏赞赏，毕业那年即在乡校任教，不久后考取浙江公立法政专科学校。1912年，正是民国元年，意气风发的朱镜宙从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后立即就参加了国民革命，募集学生军数百人，晋谒浙江省都督汤寿潜，请派员点收。之后就开始了他8年的新闻生涯：先是在杭州主办《天钟报》，撰文报国，不久就遇上“二次革命”失败后，报馆被封；之后在避居温州期间又任温州《天声报》主笔，但因鼓吹革命，报馆又被封，并获入狱一周；1915年，朱镜宙到上海与新闻界前辈、《大公报》总编张季鸾、曾通一等办《民信报》，反对袁世凯称帝；1916年袁死后，往北京任《民苏报》总编；1917年辞职南下，任广州军政府参议；1919年去新加坡，任《国民日报》总编，因遭英政府嫉视，被迫解职，从此结束新闻生涯。尽管由于环境的恶劣，朱镜宙的新闻工作频频遭变，但却在这期间结识了章太炎，并深受他的器重。他在新加坡期间所著《英属马来半岛》一书，再版之际曾得章先生为之作序。1924年，在张季鸾的牵线下，朱镜宙续娶了章先生幼女章展。章展小他十岁，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朱镜宙与鲁迅的交往，据鲁迅日记记载，就是从他脱离报界之后开始的。1921年，朱镜宙在厦门中国银行福建分行任行长，不久又到厦门大学兼任文科政治系教授，五年后的1926年9月鲁迅也来到了厦大，任文科国文系教授，虽然鲁迅在厦大只呆了短短的四个月时间，他们的同事时间并不长，但他刚到校半个多月的时候，朱镜宙就约他与友人在东园餐叙，可惜《鲁迅日记》没有交代谈论内容，但由于鲁迅是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与朱镜宙一样执弟子礼甚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同门师兄弟的聚会应该会是相当愉快的。上世纪30年代朱镜宙从金融界进入财政系统： 1933年任甘肃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1936年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1937年冬奉命入蜀任川康区税务局局长，至1940年以病辞职。在甘肃、川康任内，废除拨款，改屯于民，免除茶烟苛杂，整理税收，颇有政绩。当朱镜宙获悉故乡封仓事弊百出，乡民怨愤，即致函浙江省政府主席，要求“电派公正干员前往密查”。朱镜宙不满于现实，曾写下《贪赃治罪法咸言》一稿。《六十初度》诗中回忆从政之初的见闻“一幅流民陇上图，负儿易米苦元襦。缇骑日夜追科急，每念逋逃泪欲枯。”感慨良深。忧愤之余，他寄情山水，遍访名岳大德，放弃政事后，开始潜心探究佛经。抗战胜利后，朱镜宙曾回乡休养，过着隐居生活。1949年离温去台湾前夕，将其咏峨堂藏书全部捐赠籀园图书馆，其中有陇右乾隆《五凉六志》、道光《敦煌县志》抄本等十数种方志及《太炎信札》等。到台湾，朱镜宙初寓台北凌云寺，后移居台中普济寺，称居士，法名宽镜，号佛显，日与经声钟韵相伴，直至1985年辞世，享年97岁。遗著有《咏峨堂全集》、《八大人觉经述记》、《论地藏经是佛法对在家弟子的遗教》、《维摩室剩语》、《五乘佛法与中国文化》等；所写诗篇“清气满纸”，为同光体诗坛祭酒陈衍所赞赏，曾将其诗篇收入《石遗室诗话》中。董每戡：最早留名日记的温州人“六亿人中一戏迷”，这是人们常常称道温籍戏剧家董每戡教授的一句话。董每戡，原名董国清，又名董华，1907年出生于瓯海潘桥镇横屿头村，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又在日本主修戏剧专业，中年以后讲授戏剧史课程多年，并且致力于戏剧史的研究和著述，成果累累，桃李满园，因而见重于戏曲界。他是怎么认识鲁迅的呢？说来话长。原来，1926年夏，董每戡从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时，已在老师瞿秋白的引导下入了党。1927年先是在北伐军第十六军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之后又在同年8月奉命回温重建党组织，不久由于上级机关受破坏，他本人也遭通缉，幸好得到友人的掩护，在岷岗乡间避居数月，并于次年春潜赴上海。回上海后，董每戡化名杨每戡，与同乡金溟若开办起时代书局，后因金溟若所译日本有岛武郎的论文集难以出版，便在1928年5月2日那天下午结伴拜访鲁迅。就这样在当天的《鲁迅日记》里首次出现了他的化名。但由于当天鲁迅不在家，他们两人就留下了字条，约定次日再去。第二天鲁迅果然等在家里。当鲁迅听到金溟若已经翻译了有岛武郎的《叛逆者》，感到很惊异，就问已经译出了多少？金说已经全部译出，希望找个地方发表。鲁迅说，这书初出的时候，他也曾经动手翻译，后来逐渐觉得作者的文体很不容易翻译，又想到当时中国留心艺术史的人还很少，纵使译出也不见得有许多读者，于是没有译完就放下了。听说金溟若完成了这项工作，先生很兴奋，即要金将译稿拿去给他看。不久后，经过鲁迅的修改，这译稿陆续在《奔流》杂志上发表了。也就是在这一年，董每戡远赴东京日本大学研究院攻读戏剧，直至1929年底返回上海。之后不久就加入“左联”和“剧联”，并在“剧联”的理论组工作，译介了一批外国电影戏剧的理论著作，曾编成《电影戏剧理论丛书》出版。在此期间，他著有几部独幕剧和多幕剧，其中《G夫人肖像》是一部针砭艺术界右翼文人的作品，深受鲁迅和郁达夫等人的好评。此外，还创作了《饥饿线》、《夜》、《黑暗中的人》、《血液出卖者》、《典妻》等剧本。抗战爆发后，他受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影响，全身心投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效力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国防部第三厅工作，曾率领演剧队到各地巡回演出，宣传抗日救国，并创作了《保卫领空》、《天罗地网》、《秦淮星火》、《神鹰第一曲》、《孪生兄弟》、《孤岛夜曲》、《俘虏》、《最后的吼声》等剧本。在湖南工作期间，在受聘于长沙“一致剧社”、任社长兼编导。作《剧人战歌》，并为剧社创作导演了《敌》。抗战胜利后，董每戡先后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剧专、大厦大学等校讲授文学和戏剧史等课，并潜心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著有《中国戏剧简史》、《西洋诗歌百史》、《琵琶记简说》、《三国演义试论》、《西洋戏剧简史》，其中《中国戏剧简史》上起远古、下讫民国，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以后，中国人自著的较早的戏剧通史。建国后，曾在湖南、广东领导并参加了戏曲改革工作，并在中山大学执教。董教授后半生的遭际，是中国千千万万有良知的学人的写照。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从中山大学迁往夫人胡女士的家乡长沙。“文革”到来后他自然在劫难逃，结果大半生的心血惨遭毁灭，如今只留下《每戡剧集》、《五大名剧论》、《中国戏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等十几部著作。1980年2月，董每戡教授积劳成疾，在广州去世，终年73岁。金溟若：鲁迅最终对他谢绝不见既然在“董每戡”那节里说到了金溟若，我们就把他端端正正地请出场来，好好地认识一番。算起来，金溟若是在《鲁迅日记》中名字出现最多的温州人，前后共有二十七条涉及；甚至在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还两次提到他的译稿。金溟若，名志超，瑞安林��人，是浙南教育家金嵘轩的长子，出生于1905年。我们前面谈到，金溟若翻译有岛武郎《叛逆者》的译稿让鲁迅先生感到非常惊异，为什么会惊异呢？当然是因为翻得好，金溟若之所以有那么好的日语造诣，完全是由于他父亲金嵘轩先生的缘故。清朝末年，老金先生留学日本的时候，把家小也一并带到东京，使金溟若得以从小就在日本接受教育，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期才回国攻读医学，这样的受教育背景，当然会为他日后翻译有岛武郎的论文集《叛逆者》、成为《奔流》杂志撰稿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董每戡”部分里，我们已经了解了金溟若为了出书，随董每戡拜访鲁迅一事，大家可能多少会有些不明白，董每戡他本人当时其实也不认识鲁迅先生，那他俩是怎么想到求助于鲁迅的呢？温州图书馆的卢礼阳先生指出，原来当时有位施姓的北大学生借住在董每戡那里，施君听过鲁迅的课，很自然地提起乐于助人的先生，想必董每戡肯定跟他谈及金溟若的译稿事情，然后施君告诉他可以找鲁迅求助试试，并给了他先生的住址。1928年5月2日的那次见面，鲁迅鼓励溟若将《有岛武郎著作集》全部翻译出来，为了让他能安心译书，不愁生计，鲁迅还主动去和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说妥，由这家书局按月送给金溟若生活费。可是金溟若后来辜负了鲁迅的期望，生活稍稍安定，就抽上了鸦片烟，而且越吸越凶，一度中断译述。钱不够花又去请求鲁迅帮助。鲁迅对他的情况逐渐觉察，有一天问董每戡：金溟若是不是抽鸦片烟了？董每戡只好如实相告。鲁迅怫然不悦，当即表示：我不能资助他抽烟。因此当金溟若1929年双十节去找鲁迅时，鲁迅谢绝“不见”。对此，带金溟若认识鲁迅的董每戡到了晚年还时常感到内疚。那么鲁迅与金溟若疏远后，是什么时候绝交的呢？就在这回“不见”之后的来年2月，鲁迅在收到他信的当天下午就回复了。三年多后的1933年11月，金溟若曾在一旬之内给鲁迅连着写了两封信，鲁迅都没有再做理睬。1934年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联系。但不管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淡漠，有一点事实是永远都不能忽视的，那就是――正是鲁迅的扶掖，让金溟若走上文坛，最终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文学翻译家。抗战胜利后，金溟若偕妻往台湾，从事文教与译作，陆续出版译著数种。据卢礼阳先生介绍的情况，由于金溟若在抗战时期在温州曾与日本人合伙做过走私鸦片的买卖，招来他父亲金嵘轩先生的极大不满，去台湾后，千山万水的阻隔对这父子俩不再往来的亲情悲剧更是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金溟若于1970年去世，他的子女现在分别在台北、巴黎等地担任教育或新闻工作。叶 榛：处女作曾得到先生润色50年代国民党军金门要塞守将叶会西，就是上世纪20年代晚期的青年作者叶永蓁，他的处女作《小小十年》因为有鲁迅帮他润色并作“小引”而受到新文学界的注目。“永蓁”是他后来起的笔名，这位1908年生于乐清高岙农家的作者原叫叶榛，别号会西。叶榛在省立十中（温州中学前身）念完初中后，因家境不佳没再上学，他后来去广东，毕业于黄埔军校。初在浙江警察师和省防军任下级军官，1927年参加了北伐。北伐战争胜利后，叶榛离军出走，到上海谋职。曾任滨海中学教员，课余撰文投稿。就在这段日子里，他结识了一些文教界人士，如陈瑛、周建人，并与文成赵超构等同乡交往。和当年许许多多文学青年一样，叶永蓁也得了鲁迅热情的指点和鼓励。1929年到1931年的《鲁迅日记》里关于他与《小小十年》的条数，出现了二十次之多。“寄还陈瑛及叶永秦稿并复信”，同年6月12日上午，鲁迅首次“复叶永蓁信。”1929年7月7日，星期日，天下着雨，鲁迅在家里帮他改完《小小十年》；月底永蓁向先生借了廿钱，很可能是筹措印刷费用。9月，这部自传体小说由一家书局印出，书中收有经先生过目的插图十二幅，5日鲁迅就接待了前往道谢与赠书的作者。过了两个星期，鲁迅又收到五部《小小十年》。这3年中他拜访鲁迅5次，前后寄信给鲁迅11封，鲁迅总共回了4封信，其中第一年后8月过往较多。1931年1月15日后，在《鲁迅日记》中消失。在他们交往最密切的时候，叶永蓁曾问鲁迅，为什么要把阿Q这么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取个外国名字？鲁迅幽默地做了一个后来很著名的解释：“阿Q光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这个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在《小小十年》“小引”的最后一段里，鲁迅先生这样写道：“……通读了这部书，已经在一月之前了，因为不得不写几句，便凭着现在所记得的写了这些字。我不是什么社的内定的“斗争”的“批评家”之一员，只能直说自己所愿意说的话。我极欣幸能绍介这真实的作品于中国，还渴望看见“重上征途”以后之作的新吐的光芒。”给了叶榛作品以很高的评价。特殊的经历逼使叶榛过着亦武亦文的生活，他时而提笔，时而持枪，从文时用叶永秦这一笔名，在行伍里用别号叶会西。相比之下，他服役时间较长，因而“叶会西”占了大半生。30年代他又从军。1934冬担任陆军88师少校参谋。抗战爆发，“黄埔”出身的叶会西毅然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春，他参加徐州台儿庄保卫战。抗战胜利后，叶会西被选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1948年毕业后，他在第9军任166师少将师长，后调防厦门。当解放大军逼近福建时，他率部逃往台湾，再也没有返回大陆和故乡。50年代初，叶会西被派到金门，1958年成为金门要塞“司令官”胡琏的左右手。1964年他退役，出任“交通部”电信总局顾问。军权失去之后，他又一次拿起笔，写了若干文章。1976年10月，叶榛在台北遇车祸而故，享年69岁。胡今虚：德高望重的鲁迅研究家胡今虚先生出生于1916年，1933年7月7日，当时未满19岁的胡今虚大胆就文学创作问题发表见解并写信求教于鲁迅。并在８月１日那天收到了鲁迅的回信。一位文学巨匠就这样在他晚年的不多的时间里，开始了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长达两年多时间的通讯。据鲁迅日记载，胡今虚给鲁迅写了７封信，鲁迅给胡今虚也写了7封回信，每函必复。这些信函在２０世纪的战乱和动荡中几乎丧失殆尽。抗日战争中期，胡今虚在温州的住所被日军飞机炸毁，家藏３封鲁迅原信被战火烧成灰烬，其余几封算是有幸随同收信人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５０年代末，胡今虚出于鲁迅手迹的珍爱和对文学挚友的敬重，主动把两枚鲁迅信封分赠马骅与胡雪冈。谁料几年后的一场浩劫把许多新旧文学书刊作为四旧席卷而去，胡今虚徒唤无奈而悲伤。拨乱反正后，马骅与胡雪冈在整理劫后遗存时，意外地发现鲁迅信封还完好无损地夹在书页中，便立即把这一珍贵文物送还胡今虚先生，三位文坛老人都喜出望外。不久，绍兴鲁迅纪念馆派人来温，胡今虚毅然把这两枚残存的信封郑重地捐赠给鲁迅家乡，使之得到永久保存。鲁迅的信往往言简意赅。1933年10月6日的回信中鲁迅除了对胡今虚说了两件事之外，还郑重告诫：“现在左联的各种现象在重压之下一定会有的。我在这30年中目睹了不知多少。但一面有人离叛一面也有新的生力军起来，所以前进的还是前进。”紧接着又直捷有力地鼓励道：“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这些信（指内容）有幸保存下来得益于许广平的努力。１９３７年上半年鲁迅逝世几个月后，许广平就向温州的胡今虚征集了全部原信和报刊上登载的原信全文，加以摄影保存，然后根据照片及所录原信先后编入《鲁迅书简》、《鲁迅全集》和《鲁迅手稿・书信集》中。胡今虚遵从鲁迅先生教诲，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和鲁迅生平著作的研究，先后有《鲁迅诗间注琐考》、《鲁迅诗读札》、《鲁迅逝世五十周年集刊》等问世。许广平先生于１９５０年还为胡今虚所著的《鲁迅作品及其他》写过一篇读后感（载于《许广平文集》第一卷）。2003年12月，胡今虚先生在温州逝世，享年87岁，许多外地的如北京、上海、杭州、绍兴等地鲁迅纪念馆或鲁迅研究会都纷纷发来了唁电，悼念这位德高望重的鲁迅研究专家。胡民大：壮志未酬便已英年早逝出现在《鲁迅日记》中的十几位温州籍人士，恐怕要数胡民大（《鲁迅日记》第15卷105次记叙）最为短寿了。他出生于1915年，1935年就因病告别他那心爱的文学事业，仅仅活了二十个春秋。民大又名明达，也叫普阳。他的笔名还有胡鸪鸪。三十年代前期民大活跃于温州进步文学界，是位勤奋有为的热血青年。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她与城区一些爱好文学的中学生及失业青年合组蚂蚁文学社，集资创办《蚂蚁》半月报。这份文艺小报十六开四版，才出一期，就匆匆改作《民报》三日刊，用四开报纸编发了一期。每份一张，内容大半为文艺作品，小半属地方新闻。主编就推胡民大担任。大伙均无职业，编印皆尽义务。正因为他和几位经办者都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经济来源有限，办报经验缺乏，创刊号刚一露面，就成了终刊号。刊物的夭折，不免使这批文学青年十分痛惜，民大自然更为难过。但他没有因此泄气，相反仍在崎岖的文学之路上不停攀登。没过多久，民大重整旗鼓，又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结成动荡文艺社，致力于浙南文化事业的振兴与繁荣。1933年初《温州晨报》创刊，他与社友经常投稿给该报副刊，以示支持。这年秋天，在“左联”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影响下，他与社友胡申定（今虚）诸人筹划将《毁灭》、《十月》等苏联文学名著改写为通俗小说，就此致函鲁迅先生征求意见。这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立即得到鲁迅的热情鼓励和赞同。他们收到先生通过上海内山书店寄赠的图书数册，其中就有急需的《毁灭》一部。动荡社的工作，除了有鲁迅的帮助之外，还得到外地一些文学社团的响应和协作，杭州、上海有热心人纷纷同他们建立联系，连远在河南的一位文学爱好者也主动跟民大通信，经常交流儿童文学的创作心得、阅读体会，成为知音。他和伙伴们如虎添翼，夜以继日地着手进行，就在当年底，《毁灭》、《第四十一》相继改编成功，随后在《温州时代报》上连载，受到各阶层读者广泛的欢迎。然而好景不长。1934年该社主要成员或外出求学，或业务繁忙，一时无力顾及社务，沉重的担子一下子落在民大的双肩之上。就在他勉力维持的紧要关头，因为参加农村经济研究会组织的进步活动，他被地方当局逮捕，禁闭于反省院。挨过一段日子，身患重病的民大由熟人保释出院。不久病情恶化，这颗颇有希望的文坛之星便永久地消逝了。从此动荡文艺社失去了一位得力的主持人，也就逐渐解体，名存实亡了。噩耗传出，社友和读者无不惋惜胡民大英才早逝。徐定超：让鲁迅不感冒的老同事徐定超，字班侯，1845年出生于永嘉枫林的农民家庭。4岁丧母，不久父亲又去世，他和继母艰苦度日，徐定超从小聪明好学，5岁能背诗数百句。学习非常勤奋刻苦，每天早起读书，持之以恒。为了练好书法，常常手练痛了还在练，即使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从不中断，独坐庭前握笔练字。所以他学习进步很快。凡是教过他的老师个个称赞。13岁应童生考试名列第二，不久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中秀才。光绪二年赴省乡试得中举人，光绪九年又中进士，并名列前茅。徐定超多年任职监察御史，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他能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不畏权势，大胆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使一些清朝亲贵权臣被惩罚或撤职。如黑龙江巡抚段芝贵，是北洋大臣袁世凯的亲戚，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群众切齿痛恨。由于徐定超的坚决斗争，也被罢了官，民心大快。徐定超思想进步，追求真理，主张民主、平等。积极拥护“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当听到维新派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害的消息，十分悲愤，当场失声痛哭流泪。辛亥革命后，徐定超出任温州军政分府的首任都督，在任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如严惩土匪，减轻税收，打击奸商，稳定物价，赈济灾民，发展生产，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后，徐定超看清了满清政府和衰世凯的反动本质，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毅然辞去官职，专心从事教育与医药事业。决心以教育、医药救国救民。他大力提倡民间办学堂，用自己的薪俸积蓄在故乡办了一所枫林高等小学，为永嘉培养了不少人才。1909年6月，鲁迅自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市高级中学）任教。11月10日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教师反对新任监督夏震武（外号木瓜），发动了清末轰动浙江省的教师风潮“木瓜之役”，夏震武最后被迫辞职。事后有关方面请来徐定超来兼任两级师范学堂的监督（校长）。徐到任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杨莘稆请鲁迅回杭州，但鲁迅未就，反而特地嘱咐杨“徐之为人，未必有胜于夏，你要留心。”言语中对徐定超充满了不信任。但没想到，两人个自走了一圈后，竟然都投奔到了教育部，彼此还是成了同事。1916年10月23日，徐定超生日，鲁迅也跟同事一起前往祝寿了，当日的《鲁迅日记》记载：“同人公送幛子，分二元。”可见当时表面上的情面上还是过得去的。1918年1月4日，徐定超经上海回温州，所乘的轮船被一艘英国轮船撞沉。当时救生船几次请徐定超夫妇下船避难，却都被拒绝了。他说:“我年事已高，还是人家先下船吧！”慨然将脱险的机会让给别人，结果夫妇双双遇难。这本是一起挺高尚值得大家敬重的的事情，温州的乡亲们在温州城内和永嘉枫林分别建立了徐定超纪念祠，并在枫林徐定超建造的石板桥旁建造了榕枫亭，以表示对他们永远深切怀念。但大概是徐定超生前好谈鬼神，有好事者俞复、陆费逵等人在上海组织“灵学会”，就拿他自神其事，大搞为徐定超灵魂照相的现代巫术活动，并在1918年3月1日上海《时报》上刊出徐的所谓的“魂灵之摄影”。对此，鲁迅在当年3月1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予以痛骂：“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鬼，至于为徐班侯只灵魂照相，其壮如鼻烟壶，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所以，虽然今天的枫林的御史祠还保留有鲁迅墨迹，但那多半也就是文化人表面上的客套。十多年前卢礼阳先生曾写过徐定超先生和鲁迅交往的这段轶事，但当时的报社编辑认为，先生对我们乡贤过于怠慢多有不公，所以不让见报。但如今看来，既然许多人都能正视鲁迅先生对施蛰存先生的评价有失偏颇，那么他对徐定超的说法自然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即便是把这事情说道出来了，也不见得就遮掩得了乡贤的光芒。于是，也就没有顾忌地写了。感谢卢礼阳先生为本文提供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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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8
“上帝”别再保佑中国电影
学者黄平说：“文化”最重要的不是图书馆、博物馆、舞剧院、电影院里的物，而是活生生的价值体系和嵌入在日常生活中的制度结构，是支撑人们怎样生活、怎样交往、怎样思考、怎样吃喝拉撒、怎样理解生活的意义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电影界现在充斥着巨多的是缺乏文化教养的商人和导演。前者一天到晚拿着奸商坑蒙拐骗的伎俩在票房里套钱，后者则为前者行骗制造道具。从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到陈凯歌《无极》和冯小刚的《夜宴》，在加上当中还有个何平的《天地英雄》，可以说，这些中国大陆的大导演们为我们集中展示了国产院线（第六代的作品基本上进不了院线）的大无聊和大庸俗，而他们的商业运做模式则基本上已经大大地超过了早几年的房地产骗局，不论是《英雄》、《十面埋伏》、《无极》还是《夜宴》，人们都是被先期绚丽的广告拖进了电影院，然后满是失望，甚至恶心地出来，遗憾的是，没有一个消费者保护组织能够帮他们讨回虚假广告的公道，就这样，那些奸商们一次又一次地依靠虚假广告和过度炒作包装的“大片”大肆搜刮国产电影孱弱的票房。30部国产电影涌进贺岁档，这确实看起来很壮观，但它是繁荣的标志吗？显然不见得！2004年与2005年的国产电影两年累积约500部，但最终进入院线得以在银幕上放映的不超过40部，而在这当中能赢得口碑又赢得票房的就更少了，《十面埋伏》和《无极》为代表的“鸿篇巨制”依靠强大而又走火入魔的的营销手段瓜分了当年国产电影票房的绝大部分，这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国产电影是赚不来钱的。于是成为“张艺谋”和“陈凯歌”，或象他们一样烧钱炒大菜便成了众多电影从业者的理想目标，随着2006年下半年冯小刚的《夜宴》登场，这场比拼豪华的追摹终于进入了高潮。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意欲瓜分2007年贺岁档的30部国产电影中，动辄就是超千万的制作，而《墨攻》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投资全部超亿，《满城尽带黄金甲》甚至高达3.6亿人民币。在我个人看来，张艺谋必定会是这场混乱角力的最后胜利者，并不完全是因为3.6亿人民币的投资规模和周杰伦的加盟，更重要的是因为巩俐成为炒作热点，不论是她跟张艺谋关系，还是她在影片中大方袒露的白花花的大胸脯，都是让人不可不买帐的卖点。那么剩下20多部呢？很简单，那就是一椿椿失败的投资，一个个典型的商业败局案例，它们会洗掉一批投资者，然后在“成功”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吸引下，又会有新的一批淘金者进入电影市场。严苛的题材审查和急功近利的商业诉求，使得一再失去文化属性中国电影，面临着一个繁荣得变形夸张的时代。如果观众真的是上帝，那我建议，上帝就不要再去保佑这样的中国电影了！ -
2006-11-13
奢侈品消费在温州
9月21日，世界第一时尚品牌――LV（路易威登）温州华侨专卖店开业，这是LV在中国开出的第13家专卖店，之前的12家分别开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连、成都、西安、厦门、杭州、青岛等10个城市，有知情人士透露，LV之所以会前所未有地选择在温州这样一个中型城市，是因为在巴黎、上海等几家LV专卖店的客户资料中，来自温州的消费群体占着让人无法忽视的比例。温州购买力引来LV曾经有人用“买白菜”来形容欧洲团中温州人抢购LV的热情，但事实上至少在巴黎的LV专卖店，买这样的“白菜”并不轻松，除了要排上长队在店外等候外，人们还得接受LV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那就是依据有效的身份证件，一个人只能买一件LV商品，通常情况下，整个购物程序起码要花费去两个半小时的时间，这也就是说，旅行团里的温州人哪怕再有热情，口袋里揣着再多的钱，他也不可能真的像买白菜那样轻松自在地选购LV商品。难怪路易威登中国行政总裁施安德先生在开幕致辞中表示，LV温州店的建成的首要意义在于，让温州的LV拥趸在家门口就能领略国际最新潮流，并享受到来自路易威登的优质服务。
毫无疑问，LV温州华侨店的开幕，肯定将成为2006年温州最重要的一个时尚事件，温州当地一家报纸这样写道：LV的入驻，不但表明了温州的时尚品位，更是体现了温州人对奢侈品的消费能力，同时还会给温州奢侈品市场带来更多的国际顶级品牌。而一位百货业的资深人士则表示：经营名品商场，能做到把LV这样的品牌引进，基本上算是把这个行业做到了极致，而对于LV进驻的城市来说，意义就更加非凡了，按以往的各种排名，温州很难进入中国最时尚的城市的前11名，但现在就凭着这一家LV专卖店，温州就已经理直气壮地昂首跨入了国际级的时尚都市行列。在LV华侨店的剪彩典礼上，洪晃的出现多少让人感觉有些惊讶，与范冰冰仪态万方地做高调开幕秀不同的是，现场的许多人并没有把她这个面生的名人给认出来。洪晃告诉记者，她只是想来了解一下温州人的奢侈品消费能力，因为在她集团旗下的《世界都市》和《乐》是目前国内奢侈品广告的重要发布地。
很显然，温州人的奢侈品消费能力不会让洪晃失望――
阿玛尼、杰尼亚、范思哲、BOSS等十余个国际大牌进驻温州已有多年，而且与国内同等规模的城市甚至一些大城市相比，这些顶级品牌的入驻率和销售额都遥遥领先；
名车、名表在温州的销量，也远远超过一些大城市，截止今年7月，温州地区奔驰拥有量已达到2052辆、宝马3619辆、奥迪6323辆、VOLVO357辆。一年之间，奔驰、宝马、奥迪都分别增加了1000多辆。这些数据还不包括上外地牌照的温籍人士的车辆。每到过年，温州城乡街头的豪华轿车还要增加许多。在国内同等城市中，温州的豪华轿车保有量，绝对名列前茅……温州人的“小奢侈”种种现象似乎已经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断：温州人是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非常有实力的消费群体。
但代理多个国际大牌多年的孙先生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LV温州店的开幕并不能说明温州人的奢侈品消费实力已经达到了多么了不得的地步，客观地说是温州人奢侈品消费的开始：一方面因为温州人的奢侈品消费基本上还以服饰化妆品这些小宗商品为主，尽管也价格昂贵，但比起国外豪客消费飞机游艇这种大宗奢侈品消费来，还只能算仅仅入门；另一方面温州人虽然也消费阿玛尼、范思哲这些国际大品牌，但多半不是这个品牌旗下的一线高端商品，比如高级范思哲的订制礼服的动辄就是上万甚至十多万美元一件，就还不是温州人的消费文化所能接受的。因此在他看来，温州人的许多高额消费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奢侈品消费，严格地说还只是高档品牌消费。就像我们国内对商品有着“高档货”与“大路货”明显界定一样，在西方文化中对商品也有一条明确分界“奢侈品”与“高档货”的区别。几乎所有权威英文辞典对Luxury（奢侈品）的一致定义都是：“可拥有但非必需”。这个定义有着这样两层含义，首先它是创造愉悦和舒适的物品，其次是价格不菲的昂贵物品”。作为温州奔驰车代理商之一的温州华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晓军，在采访中表达了与孙先生相同的观点，他告诉记者并不是所有的温州人消费的奔驰车中都能被称为奢侈品，比如L系列和E系列就只能算是高级轿车。在他看来称得上奢侈品的轿车应该是那种产量有限价格很高的顶极品牌的顶级车型。
在一些外地人看来，温州人普遍有钱，身家千万早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只是真正的亿万富豪目前还是不多，这就好比温州的中小企业很多大企业偏少的情形一样，基本上温州人在奢侈品方面的消费能力跟温州经济的总体状况还是比较一致的，在这里也体现了温州人在消费上量力和务实一面。当然，也并不完全是温州人不够有钱而不能大量购买大宗的奢侈品，一位年轻的服装老板曾向人叹苦：我很喜欢法拉利612 Scaglietti，但要真把它买到温州来，连开的地方都没有！事实上，有很多奢侈品是不适合在温州本地消费的，比如飞机和游艇，温州就严重缺乏机场、游艇码头资源。这些必然条件的缺失，使得一些原本有这种消费计划的人或者取消计划，或者到外地去消费。2005年首届千岛湖国际游艇展，一共卖出七八艘单价为两三百万元左右的进口游艇，买家大多是温州人。而今年早些时候，更是有一批向外界表示要购买飞机的乐清老板，自行组建飞行总会，但最后还是因为包括机场在内的硬件设施不能解决而不了了之。
谁是温州“奢侈客”《中国奢侈品市场报告》指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富有的消费者，经常光顾奢侈品零售商店，购买最新、最流行的产品，一般不会考虑价格问题。第二类是白领上班族，其中以外企公司的雇员最为典型，他们会花上一整月工资购买一件商品。调查显示，这些消费者的年龄大约在20到40岁之间；而欧美地区奢侈品消费者的年龄多在40至70岁之间。与之相比，中国奢侈品消费一族的年龄是相当年轻的。他们购买习惯与1980年代开始大批出国的日本消费者相似。温州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一些低调的老板喜欢避开人潮，追求个性化的奢侈品消费，除了他那张脸外，能出卖他的就只有别墅和轿车了，比如郑胜涛和他的劳斯莱斯就是这样的典型。倒是那些年轻被称做白领、金领的年轻人，尽管财力不及老板那么雄厚，但他们却往往是最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的奢侈品消费者，因为他们常年奔波在外，对奢侈品的资讯非常关注，既不象国内一般奢侈品消费者那样不做太多的学习研究，也不象俄罗斯和欧洲的消费者那样专注于所购买商品的真正价值，而是更加注重体现个性，把奢侈品的购买行为视作个人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表现，把自己和社会大众区分开来。
这跟十几二十年前温州人的草根时尚有了本质的区别，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种人人都穿梦特娇、人人都开本田王的风潮，彻底终结在了这些新贵们的身后。但也正因为他们年轻，所以他们的奢侈品大部分还集中在服饰、香水、手表等个人用品上，离那些包括房屋、汽车、合家旅游在内奢侈品消费还有着较大的距离，因此他们只是“最活跃的奢侈品消费者”。对于这样的定义，长期从事外贸工作的宋先生表示：“我现在只是用些小的奢侈品奖励自己激励自己，我相信只要自己不断地打拼下去，大的奢侈品离我肯定也就不远了。温州人不看奢侈品展
去年10月，上海举办首届TopMar－quesShanghai（顶级私人物品展），以3天成交2.5亿元的骄人业绩被评为2005年度十大秀之一，尽管一直都有传说温州老板是展会的主要消费对象。但在采访中，许多温州企业主都称没有参加过展览会，也没有听说身边的朋友有在展览会购买奢侈品。据上海博派展览公司总经理盛磊介绍，去年共销售出去23辆跑车和轿车，其中有12辆车是由浙江籍客户购买，但具体其中有多少温州人购买并不太清楚。因此，盛磊觉得浙江对奢侈品的消费能力非常强，今年加大了分发门票的力度。今年主办方共送出两万张票，浙江省杭州、温州、宁波、义乌四个地方共送出4000多张票，温州送出1000多张票。
但根据记者的一个小范围调查，却发现许多温州老板对这个展览并不感冒。“我没去过，不过我有在很多媒体上看到，温州人好像消费得挺多，我还在想温州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去买呢。”做红酒生意的余臻哲女士是一些奢侈品牌的忠实消费者，但上海举办的两届展会她都未参加。许多与余女士一样喜爱奢侈品消费的企业主也都表示没有参加过，也没有打算参加该展览，对其的认识仅限于媒体报道。更多的老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这样的奢侈品展览会十会赞同，不过自己太忙没有时间去参加。
冷落上海奢侈品展览会的不仅仅是温州老板，2005年的TopMar－quesShanghai的火爆看来有些昙花一现的感觉，今年的展览会上观展的客人稀稀落落，显得有点冷清。
也许是在汉语中“奢侈”一词的贬义色彩，使奢侈品的潜在消费对象在道德的层面上受到了责难，不愿再参与到一个倍受公众关注而有不安全感的奢侈品超级卖场，再不然就是“财不露白”古训的现实意义让有钱的他们自觉地“低调”起来。相关链接：
政治语境中的奢侈品消费对于奢侈品的定义――经济学家定义：“奢侈品”是价值与品质最高的产品。奢侈品是无形价值与有形价值比值最高的产品。
商品学家定义：价格高并不意味着就是“奢侈品”。“奢侈品”的高价性也绝非是生产与使用过高过多的物质成本的积累与堆砌，而是在其背后有一个完美体系支撑和百年文化传承。美学家的定义：“奢侈品”是一种生活被艺术化的符号，是一种把生活追求变为美学的外在标志，“奢侈品”就是一种艺术美学的直接代表，它已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和哲学涵义。
社会学家的定义：“奢侈品”早已超越了“腐败、浪费、颓废、不公平”的意味。他以非同寻常的物质符号来塑造自我主张的个性风格，奢侈品及其消费已经成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商家的定义：用买十头牛的钱，买不用半张皮就可以制成的皮包，还要再等上一整年甚至更久，这就是“奢侈品”，而且在新式奢侈中，前瞻性的技术方案运用在生产方式中，智慧和知识让“奢侈品”更加具有意识和技术上的领先。无论这些定义基于怎么样的感情色彩，有一个事实是永远不能改变的，那就是总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奢侈品的拥趸。
曾听过一个笑话，说一个打扮时髦的女孩手里拿着LV的包包去挤公交车，结果因为人多把包包挤掉了，散落一地全是名牌化妆品。很多人不能理解挤公交的人手里却抓着上万的包包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态？而在记者的小范围调查中发现，至少有80%的奢侈品消费者承认自己的消费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身份的一种“装备”。
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正好可以证明――中国的奢侈品市场仍处于以“显示身份”为消费心态的“初级阶段”。据一位在奢侈品从业多年的资深人士表示，成熟的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不追求这种展示效果，更多的是财富的积累后对生活品质的更高需求。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现阶段的奢侈品消费有些类似法国上世纪80年代对奢侈品的盲目推崇，消费者还停留在对最新、最流行商品追求的“商品驱动型消费”上，而不是现在发达国家那种追求能够放松压力的舒适假期或者高品质的服务的“体验驱动型消费”。一边是生机勃勃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一边是不成熟且浮躁的消费者群体。“月光族”、“新贫族”、“百万负翁”，当越来越多年轻狂热的消费敢死队队员。虚火上升的中国奢侈品市场上响起了一个声音：中国的奢侈品时代来临了！然而，我们真的已经能够用自己的收入去承载昂贵的“世界顶级品牌”的光环了吗？奢侈就代表着时尚吗？“勤俭节约”的传统观念真的跟不上时代了吗？
在许多人看来，我国的经济水平还远没有达到应该如此大张旗鼓地提倡“奢侈品”的程度，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消费，并不能推动自己的经济发展，反而会造成极大程度的浪费。在当前的中国提倡节约，并不仅仅是要合理利用多余的资源，而是要精打细算配置有限的资源。对于我国目前的消费市场而言，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提倡节约，倡导合理的消费观念，这也是建设“节约型社会”及“和谐社会”所必须注意的！应朋友们要求补图如下： -
2006-09-25
80年代记忆：文学的黄金时代
李涛声称自己是赶上不同时代不同好处的幸运儿。生于50年代末的他，十多岁开始青春叛逆性格不想读书的时候正赶上文革，书就不用读了。等80年代初兴起“读书热”的时候，他开了后门从部队回来考上了大学。当文凭最受用的时候，他拿到了一纸大专毕业证书，很快就因此被提了干，并评上了职称。于是在他最想当官的时候，年仅30岁的他当上了《园柳》杂志社总编、温州作协副主席、温州市青年作协主席。然后在下海春潮刚荡漾起第一波的时候，当杂志社老总得出经营之道的他又成为最早的下海干部。当我笑他比起那些什么都没落下的一代来，只缺少留洋经历时，李涛纠正说，不是没有机会，而是被他自己拒绝了。作为一个80年代的文学青年、作为温州最早畅销书的作者，作为《园柳》这样一本当时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通俗文学杂志的总编，再作为什么都没有落下的一代，李涛拥有着一个近乎辉煌的80年代，今天的他之所以在许多人眼里看来是个非常独特的温州生意人，也正是因为他先前的那些经历。尽管在采访中他不断强调，他永远都会去很热爱当下的现实，并没有对哪个时代怀有特别的感情，但在他向我描述那个年代的时候，眼睛里还是闪耀着不一样的光彩，毕竟那是一个文学青年们的黄金时代。李涛的80年代应该从1981年开始。当了五年的文艺兵后，他在这一年开了后门，从部队回来考大学，当时这么做固然出于求知的强烈愿望，但20多年后已经中年的李涛不无狡黠地透露了一个散发着勃勃青春气息的理由――温州姑娘从那一年开始让他感觉越来越漂亮了，因为在那年温州针织一厂推出的“一枝春”连衣裙，第一次成为街头的流行服饰。“80年代初，夜里最热闹的地方是学校！”李涛用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他的夜校回忆，从部队回到温州的李涛很快就开始了他的夜校生活：一是作为学生，他在当时的温师专读汉语言文学，二是作为教师，他在温州六中教夜高中的写作课。这两个角色让他对当时的读书气氛有了非常深入的体会。“那时读书风盛行到了每个夜校都人满为患，跟今天人们冲着文凭和技术等级证书去读书不同的是，那时的年轻人真的是为学文化学知识来学校的，人们普遍有追回失去的学习时间的迫切愿望，现在最吃香的是演员，四处走穴，那时候走穴最多的是教师。”毕业后，李涛被分配到文化局《园柳》杂志社做编辑，他一边编杂志，一边和朋友自组诗社，积极探讨诗歌，自费花钱印了诗刊《匆匆》，还和朋友办起“美学研讨班”，不定期地讨论美学问题。这期间还除了一个小小的风波，1983年春天，一个叫张志坚的诗人在《匆匆》里发表的《国库券》一诗被批成精神污染，李涛因此被责令做了检查，因为那诗里有这么一句：蔡伦发明的纸张/大量印过红宝书/又在印着国库券。
����1987年李涛被任命为《园柳》杂志社总编，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惊奇地发现，当年温州另外一本文学刊物《文学青年》，这本比《园柳》在国内更有影响力的杂志的老总吴明华，如今也是下海多年的成功商人时，不由惊讶这究竟只是一种巧合还是命运的必然？李涛表示应该是后者，因为吴明华是一个业务经营两手都抓的老总，而他本人也早在1984年，就当上了《园柳》杂志社经营部经理，那是杂志经费最困难的时候，李涛承包了《园柳》，这在全国期刊里也算少有的举动，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当上了经理。杂志发行从原先的3000册，提升到100万册，最高发行到165万册。水涨船高，1985年到1987年《园柳》杂志的文章稿费哪怕在今天看来也是不低的，达到1000字500元。作家余华就曾自称，当年在饥寒流交迫的时候，《园柳》杂志给过他300元的稿费。那时年轻人喜欢文学的气氛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呢？李涛给我们描述的文学培训班盛况就可见一斑。在杂志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园柳》曾多次举办文学培训班，其中有一次他们请的是电影《孙中山》的编剧贺梦凡、《大众电影》副总编辑徐海滨等人，地点选在老师院的阶梯教室，由于老师的名气大，结果整个不但阶梯教室里满座，连旁边的走廊也都挤满了人，不得以的情况下，他们只好临时再接出四只喇叭到另外的四个教室，才把那些好学的文学青年们安置下来。如同许多反映80年代生活的电影里演的那样，文学青年在当时的温州也是非常受人欢迎的，尤其在那些年轻的姑娘们的眼里，文学青年的魅力一点都不逊于今天大款。才华横溢的李涛，当时正是风华正茂，总不时地有年轻女孩子或者单独或者邀上几个姐妹来看他，收到的情书自然也是不少。当然，那时的文学收获的也不止只有浪漫，同样也还有相当不错的社会影响，甚至经济回报。1987年，李涛的第一个长篇《怪胎》出版了，首发就是14万册，一个年轻的还没有什么名气作家的处女作能有这样的发行量，就算是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不错的。但就是有这样的发行量，《怪胎》在温州还是卖到脱销，有黄牛甚至把这本标价原本为2.55元的书炒到了17块一本。这本以当时社会热点“抬会”为内容的小说成为当年温州的流行读本，当时年仅11岁的我甚至是在一家平常只出租金庸、古龙、琼瑶等人小说的租书店里争抢着才有机会读到这本书，那年妙果寺每个摊位上的小老板们更是人手一册，李涛甚至当时出差到了杭州都能听到有人在讨论他的小说。“赚钱倒在其次，主要是那种心理满足呀，怎么说呢，简直就觉得自己和巴金一样了！”当房价只有200来块的时候，李涛的年收入就达到了三四万，这使得他在年少时许下结婚不用家里钱的愿望很快就得到了实现。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写作，第一部长篇就以经济题材为内容，这似乎也为李涛日后的事业和写作定下了一个方向，之后不论是报告文学《温州形象》还是电视剧《突围》，无不都以温州经济建设为题。《园柳》停刊后，李涛与人合写《温州形象》，随着对大量的温州上流人物，官员和企业家采访的深入，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终于在90年代初，仕途郁闷的李涛下海了。在谈到文学衰落的原因时，李涛只是把80年代跟现在作了这样的一番比较：80年代是个现实与梦想并存的时代，躁动和恬静同在的时代，拜金与理想抗争的时代；而现在则是一个更加现实更加追求财富的时代，人们开始追求生活品质追求感官刺激的时代。文学衰落既成事实，如今生意人李涛只在每天的后半夜延续20年前的事业，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尽量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自在一些，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对他来说，并不存在谁比谁更好的问题，“人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怎样让自己活得更好一些？”手握一柄石楠根烟斗的李涛悠悠地吐了口烟后说。 -
2006-09-25
80年代记忆：进城记
80年代初的某一天，李家洋村里好多墙壁突然都被刷白了，然后又过了几天这些白墙上又写上了许多红漆大字，那一年我正7岁，因为发蒙早，我识的字比身边的其他小孩都要多，当时我给他们读过一条至今还记住的标语――“联产如联心，全家都关心”。标语的意思当然是很多年后才知道，如果没有弄错的话，那应该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宣传口号。已经历时2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就这样从农村开始了。很快的，隔壁表叔家的饭也对我失去了诱惑了，因为，连他们家也不再吃那种甜甜的番薯丝饭了，20多年后，当乡亲们只把番薯丝当猪食的时候，我在城里的酒店里喝上用它煮的糖水，坐在我对面那小妞一边咂巴着嘴，一边感慨地说，吃粗粮健胃。我们家的进城之路是从我老爸开始打下基础的，如果不是他这个老三届抓住青春的尾巴，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大学，并在我8岁那年毕业分配到藻溪镇中学教书，也许我的命运就要跟我童年时的那些玩伴一样了――年幼时辍学务农，年长时辍农务工。尽管藻溪是个贫瘠的小山镇，但老爸总算是带着我和姐姐进城了，老妈一个人留在乡下继续当她的民办教师，第二年秋天她考上了中师，三年后我们一家四口人终于在一座名叫龙港的小镇团聚了。这座著名的新兴的农民城在经济学家秦晖看来，是中国惟一一座具备社会发展史本来意义上的City，新城镇由前“乡下人”的民间行为创生，既摆脱了共同体的束缚、又失去了共同体的庇护、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社会”。在我们家迁入龙港镇之前一年的1984年，中央1号文件开始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使得城乡户籍制度，这堵筑在中国的城镇与农村之间的高墙，终于稍稍开了个小口，许多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一圆做城里人的梦，开始蜂拥携款进城。有资料显示到1984年12月31日，共有三省七县5000多户申请到龙港建房落户，共计收到地价款近一千万元。我们家进城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龙港镇造城建设的高峰期，据说有3000多间楼房同时在兴建，来自各地参加造城的工程队就有37支，4000多个木匠、泥水匠，2000多杂工，加上建房的主人，每天上工就有一万多人，一时间，镇里红砖、石块、沙土、钢筋、木材等建筑材料堆积如山……毫无疑问，我来到了一个巨大工地，当然，之后很多年的实际生活证实了这一切不过是我今后20多年工地生活开始：90年代初，我到上海读书，学校就在正建设得热火朝天的浦东新区里，90年代中期我来到温州市区，正好又迎来这个千年古城的拆建高潮……尽管我们家至少有三代人没有务农了，但我还是在乡村里出生，同样的，尽管1985年之后，我们家已经生活在一座被叫做“农民城”的城镇里了，但我们却竟然是镇里为数不多的“居民户”，所以，在那时，我年少的虚荣心经常有着一点点的浅薄的优越感，因为我那时一个月也有二十来斤的粮票。几年后这个优越感差点就把我给毁了，因为只有城镇居民户口的才可以报考技工学校，我以为这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对中考考分要求不高，于是我便给自己放羊了，马马虎虎的成绩后来果然只考上了技校，读了一年的车工专业后，我们学校的老师在家访时不无疑惑地问我老爸，你儿子根本就不是做工的料，在学校里整天忙活着办广播台、校报校刊，进了车间又怕脏又怕累的……幸好老师告了这么一状，老爸和老妈终于不再任我胡闹下去了，转眼新学年到就把我送去了上海读中专，之后再读大学。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把大明王朝历史上并不特别有典型意义的万历十五年当作一个病理切片，从中剖析了帝国的财政危机、官僚系统的危机，使我们认识到大明朝的衰败并非帝国的一次缺乏征兆的意外。可惜的是，在整个80年代，我除了长成了1米30的小个头外，基本上还处于热情地感知世界，思考能力正在慢慢形成，所以当今天去回顾80年代时，理性的认识大都不是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但就是凭着直觉去回忆，我才会强烈地想起1985年，这实在是最具备80年代气质的一个年份，就在这一年――思想品德课老师告诉我们，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乔治岛建成了；我看了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的《超人》；看了香港武侠剧永远的经典《射雕英雄传》；看了香港黑帮剧永远的经典《上海滩》；一个脸蛋长得皱巴巴的叫董文华的小个子女人以一首《十五的月亮》，红遍全中国；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男人也扭着屁股唱歌，他就是费翔，唱的是《冬天里的一把火》；那年似乎只要能出唱片就能红，中唱上海出版发行温籍歌手吴涤清第一张个人唱片《梅兰梅兰我爱你》，顿时唱响全中国，从此吴的“情歌王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一年，张行被抓了，于是我奶奶越发肯定地告诉我穿花衬衫戴蛤蟆镜的人不是好人。我家的“小板砖”录音机在这年换成了四喇叭立体声录音机，因为姐姐要学英语了，我却用它听、录了许多流行歌曲。这一年5月19日，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输给香港对后，球迷闹事，足球在中国第一次上升为关系国家民族的政治事件；这一年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提出“寻根”的口号，倡导“寻根文学”；也是在这一年开始，“伤痕文学”流行一时，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最受争议，同时也是最著名的一部，因为它第一次谈到了性压抑的问题；我后来很喜欢的武侠作家古龙在这一年死了…… -
2006-09-17
寻求一条底线
一位的漂亮女教师自杀了，以一种让许多人不能接受的方式――凌晨时分身着内衣内裤从高楼坠下，脑浆迸裂，头部变形，面目全非。一群自称爱她的人们在网络上发起了纪念活动，并对老师的死因表示质疑，他们不但在网络上公布了女教师的名字和生活照，甚至发布了她在跳楼现场的特写照片。
坦白说这是我近年来在网上看到最让人恶心的照片了，看到那些东西时，我心里突然就冒出“罪恶往往假以正义之名”的话来，如果不是有人变态到借机制造一种嗜血的狂欢，那纯粹就是如今这个“哄客年代”网络哄客的猎奇和无知，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无视死者的隐私和尊严，对一个如花生命的消亡表现得如此冷酷无情，真不晓得传播这种照片的人，怎么还好意思自称是有“爱”有“正义感”的人？
当然，网络毕竟不是正式出版物，而且就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网民的本身素质而言，对他们提出新闻道义的要求确实有些为难，那么作为持有记者证的专业新闻工作者呢？最近我碰到两个事情，让我很有感触――一是最近的一场台风过后，我们当地受灾情况非常严重，有一户农民一家九口人被压在坍塌的房子下面，最后只救出了一名8岁的孩子，这个孩子自然也理所当然地得到社会各界的特别关爱，从而在报纸杂志上频频被暴光（被救时上报，领导视察时上报，接受募捐时上报，开学了也要上报……）。在这当中。只有一名编辑对这些照片提出自己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这么小的孩子对人们的关爱做出反应，为什么一定要逗这个孩子在报纸上对着人们露出笑容，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发这么多孩子正面的笑容特写，为什么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记住他是一个不同于身边小伙伴的孤儿，难道我们希望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要一再强调、暗示自己是个不幸的孩子吗，难道我们对他的人生真的充满信心？这个编辑是我的好朋友，说实话，一听到他的这些疑问，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不是我没有想过这些问题，而是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完成对“中心工作”的报道，我们很容易会忘记了从个体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不知不觉中牺牲了“小部分人”的利益去宏扬一个主旋律的东西，事实上，从编辑角度而言，这种问题并非无法避免，比如我们不去大量发孩子的正面照片，或者发些结像小点的……第二个事情是关于博客的，我在一个摄影记者博客上看到的一组照片，是讲一个要跳楼的妇女听了记者同事――一个同行的女记者的劝说，从楼顶的栏杆上爬下来了。那组照片中非但能看清楚那个跳楼妇女的脸，还有她对围观者的跪拜场景，文字介绍中又详细地公布了跳楼妇女姓名和家庭住址等资料。我当时对博主提出的疑问是，怎么可以这样去公开当事人的隐私？不想博主回答却是：“这位女子跳楼就是为了让各新闻单位的记者来替她解决问题，记者来的越多越好，见报篇幅越大她越高兴，怎么会对刊登自己的名字和图片有意见呢？”在我的媒体工作生涯中，当然不乏遇到过那些希望“让各新闻单位的记者来替她解决问题”的事件，但我的不明白的是，按照他的说法，难道他是在利用他的职业经验来配合“跳楼秀”，为“弱者”伸张正义了？尽管面对每一个具体的新闻事件都会有具体的不同情况，记者们可以为之采取不同的处理手法，这是一个展开来可以写一本书的复杂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照片是不适合传播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甚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各自不同的禁忌，在新闻史中，从来都不乏那些剑走偏锋刺激了许多人感情，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历史的“犯禁”照片（比如索马里叛军游击队员拖着美军尸体游街示众的照片），但我想，我们或许可以寻求一个合理的底线，那就是――哪怕在所谓的“公共知情权”这种全体社会的“共同利益”面前，也必须充分考量怎样去尊重那些报道对象作为一个人的权利。本文供我在《中国摄影报》上的“门缝窥影”专用 -
2006-09-15
赠书小记
方兄韶毅素来好书，买书、藏书、写书、做书、卖书，大凡跟书有关的一切事务他都做过了，在温州，在我认识的朋友中，他算是真爱书的。
方兄近来又多了个收藏旧东西的雅好，时常弄些旧字画什么的收收，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在上海读书的时，因为总喜欢在福州路溜达，经常出入上海古籍书店，曾买过一套《张说之文集》的线装旧书，当时只晓得品相不错，而且价格大概也就五六十块钱，就莫名其妙地把它给买了下来，买来后一直就没动它，只是每每搬家时都记得带上，前阵子搁在我家书架的角落里，如果不是我儿子把它拉出来玩，我差点都要忘了这个东西。因为对这种古雅的东西我总是亲近不起来，所以前两天干脆就把这书送给了方兄。
不想方兄竟是个认真人，拿了书后便研究起版本来，只因我本来就是一窍不通的，跟他也道不出什么个子丑寅卯，他便也胡乱地做了个判断，说那只是20来年前的东西，不值得几个钱。这不由让我心里暗暗叫苦，原本也就是送给你的东西，又不是卖的，多少价值何必这样在意？
今天晚上，方兄又来电话了，告知，经他考证，这书应该是民国年间的东西，目前大约价值五六百，语气中既是喜悦又是歉意，我听了也高兴，好歹总算不是把垃圾给送到朋友家里了。
只是，已经染了“好古病”的方兄，只怕从此又要多个收藏线装旧书的“败家”爱好了，但愿方嫂日后知道了这个事情的原委后，不要举着衣槌来追杀我才好！
向各位推荐方兄的博客http://blog.daqi.com/fangshao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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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4
孟想：发现良心
一位美国女教师，在天津某学校任教。台风“桑美”从苍南马站登陆当天，她和我的家乡朋友刚好来到苍南。次日，这位女教师，跟随朋友来到了矾山镇。台风肆虐过的苍南乡镇，满目疮痍，体无完肤。矾山并不是受灾最严重的，但被破坏损失的程度，不亚于被一次小的台风摧残后的重灾区。在矾山，美国女教师遇到了在台风中受伤需要住院的一家子。这是个年轻家庭，父母和小女孩都受伤了。父母的伤不是太严重，但是小女孩需要住院治疗。遇到了这样的事，如果你是一位本来仅仅想到苍南看风景，结果遇上台风看不成风景，反可以在台风过后“看热闹”，你大可看过就看过，一走了之，不必牵挂。但是，这位美国女教师并不这样。她遇到了受伤的女孩，她觉得应该尽到一种责任。这家子本来不富裕，台风摧残了他们的家园，掠夺了他们的财产，就更加困难。美国女教师坚决捐款人民币5000元。她当时身上只有2000多元现金，就先给了2000元，让女孩可以住进医院。然后，她拿中国银行卡到自动取款机上取款，但是台风破坏了所有的电力设备，取款机失去了它的功能，停止了吐款劳动，让美国女教师一时取不到钱。这位美国女教师就坚持一边等着电力恢复，一边陪女孩住院看医生。这一陪，让朋友也想不到，竟陪了一昼夜。这中间，美国女教师觉得小女孩住院会孤单，寻遍大街小巷，终为小女孩买来了玩具，让小女孩在住院的时候，也有个“伴”。再次日，实在没办法取到钱，只好先离开。末了，她不忘对受伤的这家子再次承诺，等她可以取到款了，马上再汇来3000元。她飞到北京，兑现承诺。这位美国女教师来自美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艺术家。她在中国任教，工资拿得也不特别多。她的英文名字十分好听，但我忘了；他的中文名刘霞，普通得像一位质朴的中国乡村姑娘。但是，刘霞的心地，除了中国乡村姑娘的质朴，更多是与生俱来的、发乎本性的爱心。更确切地说，这爱心是一种良心，“良知”和“爱心”的结合。我说刘霞的爱心是发乎性，即来自心灵深处，是因为她这种举动自然，没有做作的痕迹。美国人讲人道主义，中国人也讲人道主义，但是我毫无拿美国人道主义与中国人道主义作比较的意思。我只是始终觉得，人的成长环境和人生价值观息息相关，来自心灵深处的良知，不是电视镜头和表面文字可以“演绎”的。和美国女教师刘霞一样的中国人，也有很多。宁波慈善总会每年12月份都会收到“署名”“顺其自然”的匿名人寄的救助款。据查，这个匿名女人曾以“风调雨顺”、“风调顺”等“名”，寄巨额善款捐献灾区。我想，她之所以匿名，应该还考虑了中国现阶段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以及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但是，富余之后，心系弱者，已然良心发现！毕竟，社会环境不同，人的价值观存在差异，这是无法改变的。人家西方国家靠救济金可以养好三个情人，可以让三个情人生儿育女，接受良好教育，这是中国人是靠不了的。中国近代经过战乱又动乱，劫后重生，虽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温饱问题尚待社会更多关注政府更多关心的，还是大多数。我想起这天饭桌上的一个“意外”。这“意外”让我吃惊，给我留下了一个心结，使我心痛。那天饭桌上，十来个人聊着就聊到天灾人祸。吃饭的，不是中国内地人就是温州市区人，惟有我来自“灾区苍南”。我开玩笑说：“在座只有我来自重灾区，大家要捐款就向我捐吧。”一个温州市区女人白着眼吐出一句：“你家又没死人，向你捐什么款！”当时，如果换另一位“我”，这女人是要吃重重的巴掌的；当时，如果不是我很冷静，看在她经常混在一桌吃饭，她还是要吃重重的巴掌。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知道―― 2006年8月10日傍晚， 17级、50年不遇的强台风“桑美”，从苍南马站登陆后，一路肆虐袭击而来，席卷浙江苍南以及邻省福建福鼎山海一片。被台风破坏最严重的村庄，房屋倒塌无数；被台风摧毁的海域，船只沉没无数；至于死亡人数，还不可能一一登记到册。这是多么惨烈的灾难！对美国女教师刘霞的“良心义举”，也许在更多的地方出现过。但我只听朋友亲自讲述这个故事，我只对刘霞才有更深的体会和感动。与之比较，温州这个女人，简直面目可憎！我并不是一个很善于思索的人，但是这一次，我的确想多了。带美国女教师到苍南矾山的家乡朋友有一个和刘霞一样质朴的名字，他叫吴正选。这位复旦大学硕士，流利的英语可以对话美国的每一个乡村。我为他有这样一位美国女性朋友，感到高兴。 -
2006-08-24
摄影记者的角色危机
我是读中文出身的，所以当年刚入行的时候，是斗着胆向领导要求去当摄影记者，而且还野心勃勃冲着想象中的好器材希望能专门去搞体育摄影，不料最终非但体育摄影记者接着没当成，连个普通的摄影记者都没混上，实习期一个月没过就直接被安排去当一个周刊的编辑了。我记得当时我们那摄影部的头还安慰我：先去弄弄文字也好，会写字的人，照片肯定不会差！
很多年后的今天，我经常会想起那头的话，确实，他那话不是对我的随口安慰，经过实践，我是真正地领受到了益处。当时我做一个周刊的编辑，同时还兼着记者的任务，而且是文字跟照片都做，这样的工作流程让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只象普通的摄影记者那样只盯着现场，在采访的同时，脑子里不但在酝酿文字稿，同时连版面的安排都有了大致模样，所以在拍照片的时候很自觉地就跟文字、版式结合起来，从而在最后见报稿件的表达上，通常整体感都比较强。
尽管那时我尝到了作为一个摄影记者经过文字甚至编辑工作的磨练后的甜头，但我仍然不觉得这种方式有多少普及意义，因为我当时是为一个周刊服务，相对来说，稿件的准备时间比较丰裕，而对于那些快速反应的摄影记者来说，我的工作方式就不是太合适了，那时摄影记者还要冲胶卷印照片，别说在前方和报社里的版面编辑沟通，有时照片拍好了，回去写文字说明都来不及，所以那个时候报社派工时多半喜欢一个摄影记者加一个文字记者的形式，有时遇到一些图片新闻，文字记者就得做好自己十几二十几个字见报的心理准备，在那样的情况下，摄影记者多半是不会被要求去写文字稿。后来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之后，这种局面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相机的自动化程度高，而且所见即所得，以及后期零费用的特点，让许多文字记者有了足够的信心自己使用数码相机去拍照，这使得在很短的时间里，原本那些新闻嗅觉不强只等着派单而且文字功底较差的摄影记者立刻就有了危机感，因为文字记者利用数码相机进行视觉训练比摄影记者接受文字训练的成效高多了，这使得在处理一般的视觉新闻题材时，文字记者不愿再跟摄影记者合作，这让摄影记者陷入了第一次的生存危机中，主要就体现在摄影记者失去了新闻源，变得无所适从，我曾工作过的一家报社曾经创造了这样的一项纪录：在两个星期里，一版大照片只有一天是用本报记者拍的，而且还是文字记者拍的。在淘汰了一批实在不能再适应工作的摄影记者后不久，剩下的人刚刚习惯新的工作环境的时候，第二次危机又到了。这次危机主要是便携式数码相机和拍照手机的普及流行引发的，在几乎人手一机的情况下，报社开始大量向读者征集各种各样的图片新闻，于是原本摄影记者灵光一闪的“扫街”偶得彻底淹没在大量的读者投稿中，读者那些更富生活情趣的东西往往更能打动编辑。读者拍的照片打击还不仅只有这些，随着伦敦地铁爆炸案模糊的手机照片被全球各大通讯社转发，人们很快意识到，在突发性事故面前，记者的速度再快也快不过现场任意一只小数码相机或拍照手机的快门，毫无疑问，再没有比他们拍到的照片更有现场感了，在这个时候，清晰度和拍摄角度都是可以被宽容的。这种严峻的情形如果再往前回溯一二十年，我们会发现摄影记者作为照相机专门操作者的专业性从相机自动化开始那一天起，就不断地被削弱了，在相机操作的神秘感一再减少，到最后任何人都可以熟练使用小数码相机和拍照手机后，摄影记者的技术优势受到彻底地挑战，一个原本是视觉新闻的专业提供者的身份也逐渐模糊起来，可以说，传统意义上纯粹摄影记者的生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报纸普遍杂志化的情况下，摄影记者或许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图片报道中来，用图片故事去满足这个所谓的“读图时代”的读图消费，从目前国内各大媒体的情况来看，图片故事正成为越来越受读者欢迎的报道模式，对摄影记者来说，用图片来讲述故事最能体现他们的专业经验，从而避开文字记者也拍照片的竞争，当然这对文字同样也有较高的要求。
所以我们还得问问摄影记者们――大家准备好了吗？
本文专供《中国摄影报》约稿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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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17
谢谢您，我亲爱的姚老师！
昨天早上，非常意外地接到姚克慧老师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原来是这次“桑美”台风让她对我的安全有些放心不下，特地给我打个电话来问候一下。
姚老师是我10多年前在上海读中专时的老师，严格地说，她并不是一般的老师，而是校领导，学校的学生处处长，跟一个非课任老师有这么好的师生感情，其实在我们那拨学生中并不多见，我和姚老师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交往并不是我在学校里表现有多好，恰恰相反，我当时在学校里是个非常著名的问题学生――自由散漫，逃课，早恋，上语文课时还喜欢出题考考老师的古文功底，总之，时不时地就会折腾些让老师看不明白的事情。最离谱的一次是喝高了后，赤手空拳地砸了四扇教室的门，气得学校里很多老师要求把我开除掉。在这样的情形下，之前跟我交往并不多的姚老师却很仗义地和我班主任何振亚老师一起把“保”我，她说，我就不信翔鸥会是个坏孩子！
其实那时我没多大毛病，就是青春期的叛逆性格，姚老师一表示出她对我的信任就让我很感动，后面接下来虽然一些小毛病死不悔改，但大点的什么事情就再没有出过了，而且姚老师还有意给我创造机会让我去表现自己好的一面，比如让我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知识竞赛、墙报比赛、歌咏比赛……在书法课老师请病假的情况下，她甚至让我代生病的老师给自己的同学上书法课，还准许我使用自己编写的汉字速写教材。总之在她和何老师的关心下，毕业时，学校里的很多老师还是记住了我比较光明的一面。
姚老师今年60岁了，退休在家早已多年，她昨天给我的电话是直接打到我家里的，而我当年留给她的电话号码是10年前龙港老家的，昨天这个电话她打的有多曲折可想而知。虽然我知道姚老师没有上网的习惯，不一定会看到我的博客，但在这里我还是要衷心地对姚老师说声谢谢――祝老师您身体健康万事顺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当年对我的教诲――做一个正直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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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15
关于人体摄影的记忆
要不是整理书房时，翻出一批受潮发霉的照片，我都差点要把那200多张象刑侦档案一样的裸照给忘了。大约四年前，我一哥们曾经地跟着一班摄影家和发烧友们外出搞过一回人体摄影的“艺术创作”。据说他们在邻市一个风景点的酒店里找了两个小姐，谈好价钱后，就把她们扒光了搁到当地的青山绿水里搞起了创作。哥们向我描述了当时现场的情形：一群上了岁数的爷们哈着腰撅着屁股，一边胡乱指挥着两个胸部伟大的女模特摆着各种各样古怪姿势，一边端着长枪短炮围着她们就是一通狂拍。那次艺术创作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并不完全因为我那哥们事后担心被老婆知道他在外面看了别的女人光身子，把照片全藏在了我这里，更重要的是那次“创作”的代价极其惨重，那群摄影家和发烧友在回来的路上翻车了，幸好只是几个人摔坏了手脚和相机，清醒的脑子和功能正常的嘴巴让他们当场就不加思索地约誓：决不把这为拍人体摔断腿脚的糗事说出去。怀着这样的记忆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我仿佛就是在看盖・里奇的电影，事实上，人体摄影已经不是第一次给我带来这种黑色幽默的感觉了。20年前，当我还只是一个生活在江南小镇上的少年的时候，有一天隔壁的一个大孩子突然很神秘地对我说，只要你把《薛刚反唐》借我看一个礼拜，我就带你去看一个很好看的展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的性启蒙应该就是在那天――一个在小镇上举行的“外国人体摄影艺术展”开始的，那是一个把人体摄影画册拆散了贴到墙壁上的“艺术展”，票价5角，但由于我属于被禁止参观的“未成年人”，因此只能通过那个大男孩向他那个看场子的哥哥求情，才得以接受终身难忘的“艺术熏陶”，事后那家伙把我一套全新的《薛刚反唐》连环画拿去看了半年，直到书角都磨出毛了才还给我。有一次我在饭桌上跟几个朋友说起这段往事，结果有个家伙边听边乐，开心得不得了，仔细一问才晓得，原来他就是当年展览的组织者，他坦白说那时买了两本（之所以是两本是画册正反两面中有一面会被朝墙粘住）人体摄影画册，花了也就40多块钱，但展出一礼拜刨去各种费用后居然赚了两千多（在当时那是多大的一笔巨款呀），让他当时都惊呆了，拿着钱回家让老婆点的时候，两个文艺青年被一种超现实的狂喜折腾了一夜不能入睡，从此后弃笔从商，20年过去了，如今他早不再记得萨特是谁，只顾着向沙特贩卖温州西装了。2004年的武夷山国际摄影节最让人难忘的事件，注定是那个流产的“千人裸体摄影”计划， 1000名漫山遍野脱光的男女对于图尼克来说或许算不得什么，但搁到中国这个现实环境的时候，那就是个疯狂的策划，虽然最终被有关部门叫停，但在当时新开发的苏闽步行街上展出数量众多良莠不齐的人体摄影作品，还是成为整个摄影节的一个看点，尽管那些照片引起了人们的一些争论，可对那些远道冲着“千人裸体摄影”而来的摄影家和发烧友来说，怎么着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安慰。有人说人体摄影如同一个个羞答答的泡泡，正被静悄悄地吹大吹大，总有爆裂的时候，但我觉得就算爆裂也没什么可担心的，正如泡泡破了就是水，伤害不了人一样，这些人体艺术照片大不了就挂到生理卫生课堂上，好歹当教学挂图还是够清楚的嘛！
本文供我在《中国摄影报》上的“门缝窥影”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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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27
痛悼高精哲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