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06-30

    姜纬:无论赵铁林是死是活,他都是我们的镜子 -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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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赵铁林唯一一次见面是在2006年10月,我们都参加了在宋庄美术馆举行的“天地间”,但我们的见面并不是展馆,而是在当时红星胡同摄协王征的办公室,他匆匆过来拿了一笔卖照片的钱,然后随着王征的介绍,跟在座的付羽、路泞和我几个人打了个招呼,当我问他当天下午去不去开幕酒会的时候,他说,我就不去了,那种场合我不适合去,怕!说完,又匆匆地风一样就出去了。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赵铁林,尽管以后再有朋友跟我提起他的时候,我会说,我看过他的照片,读过他的写的书,也见过他的人,但遗憾的是,没聊过。

    一个半月前,赵铁林因病去世了,半个月前,姜纬在第一时间把这篇某杂志约写的文章发给我看,今天我估摸着杂志应该已经出版了,所以就把这篇文章贴在这里,方便大家阅读。

     

    摄影是一种面向死亡的讲述。赵铁林深谙此道。

     

    任何一张照片──我现在谈论的仅仅是我认为好的照片──无论它拍的是什么,它都受制于一个基本视野:它是在整个人生和历史的长时段尺度上看人、看事,照片呈现的是一个瞬间、一个片断,但是,摄影师内在的目光必是看到了瞬间化为永恒或者片断终成虚妄,这就如同一趟列车,车上很热闹,但有一个人知道这趟车的终点在哪儿──摄影在死亡的终极视野中考问生命。

    摄影应该是知死所以知生,摄影应该相信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摄影应该看到“有”,看到我们的欲望、看到围困着我们的物质,摄影也应该看到“无”,看到欲望尽头和物质尽头的死亡,看到人的精神力量,在“有”和“无”之间,我们的生活成为探索“存在”的英勇斗争。赵铁林的照片就是这样的。

    赵铁林1948年出生于高干家庭。中学毕业遭遇“文革”,母亲被逼自杀,父亲被关、游街、遭批斗,无家可归。然后他做过知青,当过工人,考上了大学,入了党,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同时兼学生党支部书记。八十年代中期到过研究所,主持开发的项目获国家级奖项。1989年下海当上了经理,1990年在郑州和海口开办公司,几年后公司倒闭。1996年他开始致力于摄影,发表出版了多种图文书籍。

    赵铁林的一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赵铁林从开始懂事就接触到了死亡,他所接触到的死亡方式不仅仅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所以老实讲,我不认为他只是一个关注所谓“弱势”或“底层”人群的摄影师,他经历了那么多,不会只看见眼皮底下那些人、那些事,他关注的是所有的人,镜头里的“她们”或“他们”,自己,以及我们。假如我们把他描述成对“弱势”或“底层”人群有兴趣的摄影师,我们是把自己安全地放在了一个看客的位置上,而其实我们不是。我们也是赵铁林照片的一部分,我们和这些照片密不可分,他和他的照片是我们造就的。他的照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始终觉得像赵铁林这样的摄影师,他所没拍出来的,可能更加重要。

    他不是一个忙于占据立场的人,不是一个以为占据了立场就万事大吉的人,他是一个行动和感受的主体。不要以为他的照片仅仅是些“弱势底层”人群的故事,这些照片所反映的,在广义上是所有人的命运。照片中的人,都梦想着远方。但通向远方的路崎岖、艰险,脚下和心中是铁一般的生存极限,赵铁林广博地探测了诸如历史、政治、权力、经济、伦理、性别与性、城镇与乡村等等主题,所有这些主题就如同血管在人类生活的肌肤下运行。对我们来说,读赵铁林的照片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人性本质。

    这些照片中的人们属于过去了的时间,时间塑造了这些人的命运;但这些人又属于现在和未来,因为“她们”或“他们”来自现代中国经验中最令人伤痛、最具宿命意味的深处──在古老乡土和现代进程之间、在历史和生活之间,个人何以成立?个人的自由、个人的道德、个人的责任何以成立?我们从赵铁林的照片中看到了“人”的困难,看到安详的创楚和婉转的绝望,看到“人”在生活重压下的种种可能,看到“人”的气焰、悲怆和从来不曾失去的尊严。

    如果说,“弱势”或“底层”人群被设想为纪实摄影不言而喻的主体,那么,他们的声音往往由摄影师代言。代言与被代言之间存在哪些紧张?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未彻底解决的问题。不论是将摄影师视为居高临下的启蒙者、发现者,还是将“弱势”或“底层”人群视为百炼成钢的熔炉,这两者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争辩的焦点。摄影师曾经竭力想象“弱势”或“底层”人群的形象、内心渴求,并且将这种想象投入摄影的生产。然而,许多时候,摄影师想象的可信程度遭受到巨大的怀疑:他们并未真正地删除内心的小资产阶级王国,相反,小资产阶级烙印顽强地隐藏在他们提供的文本之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分子。” 赵铁林却是个例外──这个例外一直在刺激着我们,以至于绝大多数时间内我们觉得他可有可无──他使我们原形毕露。

    赵铁林那样的摄影师,过去就没有多少,现在看来基本上已全军覆没,不再拥有年富力强时的单刀直入和真切内容,留下来的野心倒显得越来越明晃晃和不靠谱。把生命的过程当成是体验的过程,才能真正把握住生命的真义,自我放逐的是皮囊,坚守着的却是勇敢的心。艾伦·金斯堡曾这样评述自己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是催化剂,还是发明物,抑或只是实验中产生的一堆没用的泡沫。我想,我们三者都是。”这样的姿态一直鲜见,赵铁林用这样一种姿态刺目地横亘在时代的转折处,折腾、叛逆、死不上进,把不上进作为道路,这一切只是为了证明一个人可以成为自己,照相机的快门声雨点般敲打着这个无趣的世界。不停尝试,不断经历,以求情真意切显示出一副自我放逐劲头的中年摄影师,在我们的世界里,还有吗?

    我一直留意着赵铁林病重弥留以及去世期间各种各样的情形,我看见了痛惜的表情,也看见了拙劣的表演,对于后者,我想说:在赵铁林的照片前,我们大家最好就别再装了。

    无论赵铁林是死是活,他都是我们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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