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山见门

    上个世纪的前30年，就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有一个人为了唤醒民众精神的觉醒，投笔作匕，鞠躬尽瘁，他就是鲁迅。今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在又一个新世纪的初年，我们突然又警醒地发觉，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鲁迅当年极力鞭挞的文化心魔并未入土为安，也正是如此，半个多世纪的世事倏忽之后，鲁迅还是依然和我们在一起。

 

    对于历史，我们永远怀抱热切的还原企图，所以在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在我们不由自主地去比对两个世纪伊始的时候，我们是那么热切希望循着一些我们身边的线索走进历史的深处。

 

    鲁迅与温州有着难解的情缘，早在1902年留学日本期间，就与数位温州同学友善相处；1923年温州即有评论鲁迅的署名文章出现；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至1936年10月19日病逝前的10年里，与温州人的交往越来越多，关系也越来越近，除了与郑振铎共事，编印《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等版画书刊，共同推动新兴木刻运动外，还直接或间接给数位温州青年以教诲和影响。

 

    尽管在鲁迅的日记、信札里出现的温州人，只有这样为数不多的十几人，但通过他们和先生的交往，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地处文化边陲的他们，在那样动荡的年代，从未自得其乐地囿于一地，他们的文化理想和人生抉择，为那个年代的温州文化留下了一道耀眼的光芒。

 

 

　

    不是所有的合影照片都能成为著名，能被传播成“著名”的合影照片，起码得具备这样的元素：或者它的对象必须有著名的人物，或者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所拍。

 

    “鲁迅先生与青年木刻家座谈”的合影，就是一张这样著名的合影，照片中有鲁迅先生自然不必说了，而且摄于鲁迅先生逝世前10天，是鲁迅先生生前的最后留影，当然，我还可以增加一个“著名”的元素，那就是，这照片的拍摄者就是后来成为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的沙飞。

 

    10月底我在北京出差，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沙飞的女儿王雁，王女士当时就跟说，我父亲拍过你们温州人。她说的就是这张照片，而那个温州人就是木刻家林夫。

 

    林夫，原名林裕，1911年出生于平阳钱库林家塔村，上世纪1932年，他在温州念完中学，就去上海美专读书。初入美专的林夫很快就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Ｍ・Ｋ木刻研究社”，多次展出作品，投身于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事业，同年12月，他第一次见到鲁迅。

 

    1934年，林夫因创作马克思头像木刻被捕，但出狱后依旧坚持木刻创作，并于次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加入中国***。

 

    1936年10月8日，林夫等人筹办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上海揭幕，鲁迅扶病前往八仙桥上海青年会现场参观。先生与几位青年木刻家促膝谈心，可惜在《鲁迅日记》里没有涉及交谈内容。但在那张合影中，我们看到林夫紧坐在鲁迅左边，他与另三位同道兴奋专注地聆听鲁迅讲话。对于这张照片，林夫一直都十分珍惜，就在以后被关在上饶集中营里也一直放在身边。

 

    1937年，林夫创作了国内最早的***、朱德肖像。1938年1月在平阳山门抗日干校，担任宣传工作。干校结束，任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抗日流动宣传队副队长。后任平阳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

 

    1940年3月14日，林夫到了鳌江，投宿《平报》社、由于《平报》社翻印了宣传抗日统战的小册子而触怒当局，《平报》夜里被查封，主编和会计受捕，林夫被一道抓走。入狱前几天，不忘创作的他还给《平报》画了木刻《孤儿》。他先在平阳囚禁了五个多月；接着被押解至上饶茅家岭。

 

    在狱中，林夫依然用笔作武器，鼓励难友。针对囚室在非常拥挤的铺位之间还插进一行竹签的情形，他作了幅速写《睡在刀山之中》，把竹签画得特别尖而长。在上饶集中营里，林夫什么都丢了，就是还珍藏着与鲁迅的合影，几次悄悄拿出这张照片观看，有时还传给众难友看。

 

    1942年6月由于日寇南侵，上饶集中营转移至福建，17日按支部预定计划，在赤石镇崇溪过渡后暴动。林夫因体弱跑不动，中弹负伤，再次落入魔掌。第三天被杀害。

 

    今年10月8日，距沙飞拍下林夫跟鲁迅先生合影70周年后，王雁与鲁迅先生的之子周海婴一起召集了当年参展木刻家的后人，在上海八仙桥新的青年会举行聚会，唯有林夫英年早逝，未留后人可到场，让人唏嘘不已。

　

　

　

　 野夫，原名郑毓英，亦作育英，又名邵虔，字诚之，尚有郑未明、金泛影、新潮等化名，野夫（EF）乃其笔名，乐清寺岭人，1909年出生，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最早的组织活动家之一，也是浙南现代木刻的开拓者。

 

    野夫的名字，在《鲁迅日记》中出现过11次，仅据日记的不完整记载，1933年到1936年间鲁迅收到过他的信九封，一共回了他七封，所以，他是最早与鲁迅交往、并得到其亲笔复信最多的温州人。。

 

    自小就酷爱绘画的野夫，很早就离开温州去外地上学，后来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三十年代初，野夫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一・二八”事变后，他与原“一八艺社”成员组织野风画会，得到一向关心新兴木刻运动的鲁迅支持（鲁迅曾在《新俄画选》小引中向木刻青年提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当年8月鲁迅捐了20元给画会，11月又应邀前往讲演，予以热情鼓励。1934、1935年间，野夫两次将所作木刻连环画《水灾》、《卖盐》寄赠鲁迅，受到鲁迅的高度赞赏。

 

    1936年野夫与同人成立了铁马版画会，创办《铁马版画》杂志，鲁迅每次收到他寄去的画刊，都很快回信，可见他对野夫的重视。

 

    鲁迅逝世后的沉痛日子里，野夫赶刻了两幅黑白木刻，分别题为《安息吧！导师》和《鲁迅的精神不死》，以寄托对导师的无限哀思。后一幅未见记载，系首次呈现给读者，画面尺幅15×13.5厘米，选择鲁迅坐着藤椅，左侧脸，左手夹烟，右手握笔的姿态。在构图上以三分之二的幅面突出了鲁迅最后的形象，背景左上角出现一群走出工厂、学校的青年男女，打出有“联合起来”字样的横幅；右上角以粗黑醒目的阿拉伯数字“1936・10・19”标出，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要在不死的鲁迅精神鼓舞下，联合起来继续战斗。

    而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地宏扬着先生倡导新兴木刻的宗旨，一如既往地投身于木刻事业。抗战时期他在家乡各地绘制抗日宣传画，又与留日归国的同乡合编《春野木刻集》，还引导一批美术青年爱上木刻工作。当时野夫担任地下党乐清县团部的特支书记，而以县战青团成员的身份出入各个场合，其间曾被捕入狱。

 

    出狱后野夫辗转东南各省，先后创办浙江战时木刻研究社、木刻用品供应社和合作工厂、武夷画室，既着眼于新兴力量的团结、培养，又注重木刻用具的接应、更新。

 

    抗战结束后，野夫先后在南京、上海工作，绘制了《抢饭吃》、《泛区难船》等许多作品；当选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常务理事。

 

    解放后野夫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院前身）、上海幻灯厂担负行政工作。1956年，在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还主编了《纪念鲁迅美术选集》。但很快就开始了不幸的命运：先是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之后“文革”期间又惨遭迫害，于1973年秋病重去世。身后留有《怎样研究木刻》、《木刻丛书》等著作。

　

　

　

    《鲁迅日记》1933年8月1日写着“得陈光宗小画像一纸”。

 

    陈光宗，1914年生于温州城区，笔名陈陶陶。其父陈杏人是温州茶业公会负责人。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后，陈光宗参与组织“蚂蚁文学社”，创办《蚂蚁》半月刊、《民报》三日刊，社址就设在花柳塘茶业公会内，是由他出面商借的。

 

    1932年6月，陈光宗于永嘉县私立瓯海中学（今温四中）毕业前夕，用黑白木刻形式创作《鲁迅造像》（存世仅此一幅）。《鲁迅造像》是鲁迅生前收藏的8位中国新兴版画先驱者创作的鲁迅肖像木刻之一，原件尺幅8×7.2厘米；画面以外两旁有作者亲笔题款，上款为：“鲁迅造像陈光宗作”；下款为：“动荡文艺社赠”。另附陈光宗的初中校友胡今虚以动荡文艺社的名义给《论语》刊物创办者林语堂的一张便条：“此画请登在《论语》或转赠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很喜欢木刻，这张不是颇好吗。”这才有了鲁迅于1933年8月1日在日记中的记载：“得陈光宗小画像一纸。”这是一幅有着良好素描基础、形神兼备的人物肖像木刻作品。它不仅在中国早期同类题材的版画作品中出类拔萃，即使用今天的眼光去品赏，仍不失为一幅经典作品。

 

    一年后的1934年，陈光宗到上海一所学校念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四川北路内山书店里遇见了鲁迅，急忙用铅笔速写下鲁迅全身像，回宿舍用笔重描。据介绍他用的是漫画笔法，画像神情生动逼真。有朋友有心要发表它，就帮他把这幅画像分寄给四家文艺刊物。可惜的是那些刊物虽然倾向进步，主编也都很有影响，他们看了也挺喜爱，但准备发表时，还遭到了书报检查当局所的禁止。他们只能把画像退回，附信表示惋惜和歉意。其中一位主编寄还画稿之外，同时还告诉鲁迅，打算把已经制成的锌板送去。鲁迅随即复信说：“陈先生的漫画望寄给我，他日印杂感集时，也许可以把它印出来。所流转的四个编辑室，并希见示为幸。”这四家期刊就是《文学》、《太白》、《漫画与生活》和《芒种》。

 

    1936年初《作家》月刊问世，光宗的那位朋友又试着把鲁迅的画像寄去，结果还是不行。这年十月鲁迅病重去世，《作家》出了哀悼专辑之后便停办。因此这画像下落不明。先前准备送到鲁迅那里的锌板也一直没有露面，解放后许广平曾再三寻访，可惜始终不见踪影。

 

    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温州战时青年服务团联合社会各界曾举行纪念大会，高悬在主席台上的鲁迅半身像，就是团员之一的陈光宗彻夜用巨幅白布赶绘出来的。

 

    解放后，陈光宗在上海和浙江美术出版社工作，又画过许多鲁迅像。198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他又特地重绘了先前那几幅画像，复印出来分赠好友。

 

    1991年，陈光宗在瑞安逝世。

　

　

　　

    《鲁迅日记》1932年12月29日记载，午后为梦禅写《教授杂咏》一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这首诗只是讽刺主张“人四十岁就该死”的钱玄同的，后来收入《集外集拾遗》。事隔四十多年，编辑人员在注释《鲁迅全集》时，经多方查访梦禅的事迹，这才逐渐清楚。

 

    邹梦禅，名敬拭，别号大斋，1905年出生于瑞安。邹家世居瑞安城内，《鲁迅日记》注作永嘉人。邹梦禅自幼即雅好篆刻，中学时代就常常为人治印。1924年中学毕业后，经乡前辈林同庄的介绍，他到杭州浙江图书馆从事编目工作，得以大量阅读馆藏碑帖、拓片、印谱，并得马一孚、马叙伦、张宗祥等人指授，自此眼界大开，艺业日进。

 

    1930年，邹梦禅应上海中华书局之聘，参与编辑《辞海》，稍后兼任全国书法函授学校主任，在沪时期，与丁辅之、马公愚、郑午昌、方介堪等人交往甚密，切磋技艺，艺事又进一步。同时跟一些新文学作家密切交往，这使他有机会结识鲁迅。

 

    1932年12月的一天，邹梦禅随同浙江老乡、湖畔派诗人冯雪峰拜访鲁迅。鲁迅替他和书局里一位同事各写了一幅字，对此邹梦禅晚年曾作回忆：“当时鲁迅诗兴书兴兼浓，挥毫为乐，随手而出，了无拘束。”

 

    建国后，邹梦禅继续担任书店和出版社的编辑、社务工作，直到1958年被下放到甘肃省山丹县，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坎坷的二十年。尽管当时的环境非常艰苦，但据当地人回忆，邹梦禅先生从未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他做了一个木方盘，把河滩里的沙子洗干净晒干后装在盘子里，闲下来用手指头或木棒子在上面写字，天天如此，就是挨斗也从不中断，除了写字就是用沙枣木或用砖头刻章，村里有人找他刻名章，他统统有求必应，而且不要报酬，据说直到现在当地村民手里还保留着邹老先生刻的名章，全是正楷字，隽秀美观，普通老百姓的章子竟然是篆刻大师篆刻的，说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谈。

 

    1979年，邹梦禅终获平反，从山丹回杭州定居，被推选为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西冷印社理事。当时他曾作诗一首，抒发他重登书坛的欣喜之情：“兰亭绕幽香，右军飨祠堂。鹅池存绝迹，遗碑耀古乡。俯仰感古今，曲水戏流斛。胜事话雅集，悠哉荡吾肠。”

 

    1985年下半年，邹梦禅回到阔别六十年的瑞安老家探亲讲学，短暂的日子里，为旧友新知书写了上百幅字，回杭州后，书录陆游《泛瑞安江风涛贴然》：“俯仰两青空，舟行明镜中。蓬莱定不远，正要一帆风。”赠给鲁迅之子周海婴，这时距离鲁迅题诗送他足有半个世纪。

 

    邹梦禅的书法以篆书、行草见长，书风劲挺秀雅，能于平正中见流动，篆刻则取法汉印，借助于周秦古玺，旁及明清诸家，所用沉雄朴厚，巧拙相生，融各家之长而出自己貌。早年即有《印存》、《治印集》及字贴问世，后来撰写的《吕氏春秋集解》二十六卷、《关于颜体之研究》等稿数百万字，可惜后来都已散失不存。

 

    1986年春天，82岁的邹梦禅在杭州逝世。西泠印社成立了建社以来第一个治丧委员会，为他开了追悼大会。苏步青、郑逸梅、陈从周、王蘧常、费新我、钱君��、赵朴初、中岛春绿、莳田浩等中外一百多人送来挽联、挽诗、唁电等。沙孟海先生为其及夫人胡亦华题写了碑名。老友王蘧常撰写墓志铭，郭仲选亲自书丹上石。钱君��挽之曰：“平生书刻兼师友，来世因缘结兄弟。”老友郑逸梅的挽联是“六书渊源秦汉之学，一夕解脱神仙中人。”。

　

　

　

    朱镜宙，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小女婿，1889年出生于乐清瑶岙，原名臣尧，字祀圣，号铎民。

 

    虽然朱镜宙的父亲是个国学生，他也算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家境并不富裕，12岁以前砍过柴，种过田，还放过牛，直到13岁才入本县师范教习所就读，深得诗人朱鹏赞赏，毕业那年即在乡校任教，不久后考取浙江公立法政专科学校。

 

     1912年，正是民国元年，意气风发的朱镜宙从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后立即就参加了国民革命，募集学生军数百人，晋谒浙江省都督汤寿潜，请派员点收。之后就开始了他8年的新闻生涯：先是在杭州主办《天钟报》，撰文报国，不久就遇上“二次革命”失败后，报馆被封；之后在避居温州期间又任温州《天声报》主笔，但因鼓吹革命，报馆又被封，并获入狱一周；1915年，朱镜宙到上海与新闻界前辈、《大公报》总编张季鸾、曾通一等办《民信报》，反对袁世凯称帝；1916年袁死后，往北京任《民苏报》总编；1917年辞职南下，任广州军政府参议；1919年去新加坡，任《国民日报》总编，因遭英政府嫉视，被迫解职，从此结束新闻生涯。

 

    尽管由于环境的恶劣，朱镜宙的新闻工作频频遭变，但却在这期间结识了章太炎，并深受他的器重。他在新加坡期间所著《英属马来半岛》一书，再版之际曾得章先生为之作序。1924年，在张季鸾的牵线下，朱镜宙续娶了章先生幼女章展。章展小他十岁，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

　　　

    朱镜宙与鲁迅的交往，据鲁迅日记记载，就是从他脱离报界之后开始的。1921年，朱镜宙在厦门中国银行福建分行任行长，不久又到厦门大学兼任文科政治系教授，五年后的1926年9月鲁迅也来到了厦大，任文科国文系教授，虽然鲁迅在厦大只呆了短短的四个月时间，他们的同事时间并不长，但他刚到校半个多月的时候，朱镜宙就约他与友人在东园餐叙，可惜《鲁迅日记》没有交代谈论内容，但由于鲁迅是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与朱镜宙一样执弟子礼甚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同门师兄弟的聚会应该会是相当愉快的。

　　

    上世纪30年代朱镜宙从金融界进入财政系统： 1933年任甘肃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1936年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1937年冬奉命入蜀任川康区税务局局长，至1940年以病辞职。在甘肃、川康任内，废除拨款，改屯于民，免除茶烟苛杂，整理税收，颇有政绩。当朱镜宙获悉故乡封仓事弊百出，乡民怨愤，即致函浙江省政府主席，要求“电派公正干员前往密查”。

　　　

    朱镜宙不满于现实，曾写下《贪赃治罪法咸言》一稿。《六十初度》诗中回忆从政之初的见闻“一幅流民陇上图，负儿易米苦元襦。缇骑日夜追科急，每念逋逃泪欲枯。”感慨良深。忧愤之余，他寄情山水，遍访名岳大德，放弃政事后，开始潜心探究佛经。抗战胜利后，朱镜宙曾回乡休养，过着隐居生活。1949年离温去台湾前夕，将其咏峨堂藏书全部捐赠籀园图书馆，其中有陇右乾隆《五凉六志》、道光《敦煌县志》抄本等十数种方志及《太炎信札》等。

　　　

     到台湾，朱镜宙初寓台北凌云寺，后移居台中普济寺，称居士，法名宽镜，号佛显，日与经声钟韵相伴，直至1985年辞世，享年97岁。遗著有《咏峨堂全集》、《八大人觉经述记》、《论地藏经是佛法对在家弟子的遗教》、《维摩室剩语》、《五乘佛法与中国文化》等；所写诗篇“清气满纸”，为同光体诗坛祭酒陈衍所赞赏，曾将其诗篇收入《石遗室诗话》中。

　

　

　

    “六亿人中一戏迷”，这是人们常常称道温籍戏剧家董每戡教授的一句话。

董每戡，原名董国清，又名董华，1907年出生于瓯海潘桥镇横屿头村，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又在日本主修戏剧专业，中年以后讲授戏剧史课程多年，并且致力于戏剧史的研究和著述，成果累累，桃李满园，因而见重于戏曲界。他是怎么认识鲁迅的呢？说来话长。

 

    原来，1926年夏，董每戡从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时，已在老师瞿秋白的引导下入了党。1927年先是在北伐军第十六军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之后又在同年8月奉命回温重建党组织，不久由于上级机关受破坏，他本人也遭通缉，幸好得到友人的掩护，在岷岗乡间避居数月，并于次年春潜赴上海。

 

    回上海后，董每戡化名杨每戡，与同乡金溟若开办起时代书局，后因金溟若所译日本有岛武郎的论文集难以出版，便在1928年5月2日那天下午结伴拜访鲁迅。就这样在当天的《鲁迅日记》里首次出现了他的化名。但由于当天鲁迅不在家，他们两人就留下了字条，约定次日再去。第二天鲁迅果然等在家里。

 

    当鲁迅听到金溟若已经翻译了有岛武郎的《叛逆者》，感到很惊异，就问已经译出了多少？金说已经全部译出，希望找个地方发表。鲁迅说，这书初出的时候，他也曾经动手翻译，后来逐渐觉得作者的文体很不容易翻译，又想到当时中国留心艺术史的人还很少，纵使译出也不见得有许多读者，于是没有译完就放下了。听说金溟若完成了这项工作，先生很兴奋，即要金将译稿拿去给他看。不久后，经过鲁迅的修改，这译稿陆续在《奔流》杂志上发表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董每戡远赴东京日本大学研究院攻读戏剧，直至1929年底返回上海。之后不久就加入“左联”和“剧联”，并在“剧联”的理论组工作，译介了一批外国电影戏剧的理论著作，曾编成《电影戏剧理论丛书》出版。在此期间，他著有几部独幕剧和多幕剧，其中《G夫人肖像》是一部针砭艺术界右翼文人的作品，深受鲁迅和郁达夫等人的好评。此外，还创作了《饥饿线》、《夜》、《黑暗中的人》、《血液出卖者》、《典妻》等剧本。

 

    抗战爆发后，他受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影响，全身心投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效力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国防部第三厅工作，曾率领演剧队到各地巡回演出，宣传抗日救国，并创作了《保卫领空》、《天罗地网》、《秦淮星火》、《神鹰第一曲》、《孪生兄弟》、《孤岛夜曲》、《俘虏》、《最后的吼声》等剧本。在湖南工作期间，在受聘于长沙“一致剧社”、任社长兼编导。作《剧人战歌》，并为剧社创作导演了《敌》。

 

    抗战胜利后，董每戡先后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剧专、大厦大学等校讲授文学和戏剧史等课，并潜心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著有《中国戏剧简史》、《西洋诗歌百史》、《琵琶记简说》、《三国演义试论》、《西洋戏剧简史》，其中《中国戏剧简史》上起远古、下讫民国，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以后，中国人自著的较早的戏剧通史。建国后，曾在湖南、广东领导并参加了戏曲改革工作，并在中山大学执教。

 

    董教授后半生的遭际，是中国千千万万有良知的学人的写照。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从中山大学迁往夫人胡女士的家乡长沙。“文革”到来后他自然在劫难逃，结果大半生的心血惨遭毁灭，如今只留下《每戡剧集》、《五大名剧论》、《中国戏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等十几部著作。

 

    1980年2月，董每戡教授积劳成疾，在广州去世，终年73岁。

　

　

　

    既然在“董每戡”那节里说到了金溟若，我们就把他端端正正地请出场来，好好地认识一番。

 

    算起来，金溟若是在《鲁迅日记》中名字出现最多的温州人，前后共有二十七条涉及；甚至在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还两次提到他的译稿。

 

    金溟若，名志超，瑞安林��人，是浙南教育家金嵘轩的长子，出生于1905年。我们前面谈到，金溟若翻译有岛武郎《叛逆者》的译稿让鲁迅先生感到非常惊异，为什么会惊异呢？当然是因为翻得好，金溟若之所以有那么好的日语造诣，完全是由于他父亲金嵘轩先生的缘故。清朝末年，老金先生留学日本的时候，把家小也一并带到东京，使金溟若得以从小就在日本接受教育，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期才回国攻读医学，这样的受教育背景，当然会为他日后翻译有岛武郎的论文集《叛逆者》、成为《奔流》杂志撰稿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在“董每戡”部分里，我们已经了解了金溟若为了出书，随董每戡拜访鲁迅一事，大家可能多少会有些不明白，董每戡他本人当时其实也不认识鲁迅先生，那他俩是怎么想到求助于鲁迅的呢？温州图书馆的卢礼阳先生指出，原来当时有位施姓的北大学生借住在董每戡那里，施君听过鲁迅的课，很自然地提起乐于助人的先生，想必董每戡肯定跟他谈及金溟若的译稿事情，然后施君告诉他可以找鲁迅求助试试，并给了他先生的住址。

 

    1928年5月2日的那次见面，鲁迅鼓励溟若将《有岛武郎著作集》全部翻译出来，为了让他能安心译书，不愁生计，鲁迅还主动去和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说妥，由这家书局按月送给金溟若生活费。可是金溟若后来辜负了鲁迅的期望，生活稍稍安定，就抽上了鸦片烟，而且越吸越凶，一度中断译述。钱不够花又去请求鲁迅帮助。鲁迅对他的情况逐渐觉察，有一天问董每戡：金溟若是不是抽鸦片烟了？董每戡只好如实相告。鲁迅怫然不悦，当即表示：我不能资助他抽烟。因此当金溟若1929年双十节去找鲁迅时，鲁迅谢绝“不见”。对此，带金溟若认识鲁迅的董每戡到了晚年还时常感到内疚。

 

    那么鲁迅与金溟若疏远后，是什么时候绝交的呢？

 

    就在这回“不见”之后的来年2月，鲁迅在收到他信的当天下午就回复了。三年多后的1933年11月，金溟若曾在一旬之内给鲁迅连着写了两封信，鲁迅都没有再做理睬。1934年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联系。

 

    但不管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淡漠，有一点事实是永远都不能忽视的，那就是――正是鲁迅的扶掖，让金溟若走上文坛，最终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文学翻译家。

 

    抗战胜利后，金溟若偕妻往台湾，从事文教与译作，陆续出版译著数种。据卢礼阳先生介绍的情况，由于金溟若在抗战时期在温州曾与日本人合伙做过走私鸦片的买卖，招来他父亲金嵘轩先生的极大不满，去台湾后，千山万水的阻隔对这父子俩不再往来的亲情悲剧更是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金溟若于1970年去世，他的子女现在分别在台北、巴黎等地担任教育或新闻工作。

　

　

　

    50年代国民党军金门要塞守将叶会西，就是上世纪20年代晚期的青年作者叶永蓁，他的处女作《小小十年》因为有鲁迅帮他润色并作“小引”而受到新文学界的注目。

　　　

    “永蓁”是他后来起的笔名，这位1908年生于乐清高岙农家的作者原叫叶榛，别号会西。叶榛在省立十中（温州中学前身）念完初中后，因家境不佳没再上学，他后来去广东，毕业于黄埔军校。初在浙江警察师和省防军任下级军官，1927年参加了北伐。

　　　

    北伐战争胜利后，叶榛离军出走，到上海谋职。曾任滨海中学教员，课余撰文投稿。就在这段日子里，他结识了一些文教界人士，如陈瑛、周建人，并与文成赵超构等同乡交往。

　　　

    和当年许许多多文学青年一样，叶永蓁也得了鲁迅热情的指点和鼓励。1929年到1931年的《鲁迅日记》里关于他与《小小十年》的条数，出现了二十次之多。“寄还陈瑛及叶永秦稿并复信”，同年6月12日上午，鲁迅首次“复叶永蓁信。”1929年7月7日，星期日，天下着雨，鲁迅在家里帮他改完《小小十年》；月底永蓁向先生借了廿钱，很可能是筹措印刷费用。9月，这部自传体小说由一家书局印出，书中收有经先生过目的插图十二幅，5日鲁迅就接待了前往道谢与赠书的作者。过了两个星期，鲁迅又收到五部《小小十年》。这3年中他拜访鲁迅5次，前后寄信给鲁迅11封，鲁迅总共回了4封信，其中第一年后8月过往较多。1931年1月15日后，在《鲁迅日记》中消失。

　　　

    在他们交往最密切的时候，叶永蓁曾问鲁迅，为什么要把阿Q这么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取个外国名字？鲁迅幽默地做了一个后来很著名的解释：“阿Q光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这个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

 

    在《小小十年》“小引”的最后一段里，鲁迅先生这样写道：“……通读了这部书，已经在一月之前了，因为不得不写几句，便凭着现在所记得的写了这些字。我不是什么社的内定的“斗争”的“批评家”之一员，只能直说自己所愿意说的话。我极欣幸能绍介这真实的作品于中国，还渴望看见“重上征途”以后之作的新吐的光芒。”给了叶榛作品以很高的评价。

 

    特殊的经历逼使叶榛过着亦武亦文的生活，他时而提笔，时而持枪，从文时用叶永秦这一笔名，在行伍里用别号叶会西。相比之下，他服役时间较长，因而“叶会西”占了大半生。30年代他又从军。1934冬担任陆军88师少校参谋。抗战爆发，“黄埔”出身的叶会西毅然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春，他参加徐州台儿庄保卫战。

 

    抗战胜利后，叶会西被选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1948年毕业后，他在第9军任166师少将师长，后调防厦门。当解放大军逼近福建时，他率部逃往台湾，再也没有返回大陆和故乡。

 

    50年代初，叶会西被派到金门，1958年成为金门要塞“司令官”胡琏的左右手。1964年他退役，出任“交通部”电信总局顾问。军权失去之后，他又一次拿起笔，写了若干文章。

 

    1976年10月，叶榛在台北遇车祸而故，享年69岁。

　

　

胡今虚：德高望重的鲁迅研究家

　　

    胡今虚先生出生于1916年，1933年7月7日，当时未满19岁的胡今虚大胆就文学创作问题发表见解并写信求教于鲁迅。并在８月１日那天收到了鲁迅的回信。一位文学巨匠就这样在他晚年的不多的时间里，开始了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长达两年多时间的通讯。

 

    据鲁迅日记载，胡今虚给鲁迅写了７封信，鲁迅给胡今虚也写了7封回信，每函必复。这些信函在２０世纪的战乱和动荡中几乎丧失殆尽。抗日战争中期，胡今虚在温州的住所被日军飞机炸毁，家藏３封鲁迅原信被战火烧成灰烬，其余几封算是有幸随同收信人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５０年代末，胡今虚出于鲁迅手迹的珍爱和对文学挚友的敬重，主动把两枚鲁迅信封分赠马骅与胡雪冈。谁料几年后的一场浩劫把许多新旧文学书刊作为四旧席卷而去，胡今虚徒唤无奈而悲伤。

 

    拨乱反正后，马骅与胡雪冈在整理劫后遗存时，意外地发现鲁迅信封还完好无损地夹在书页中，便立即把这一珍贵文物送还胡今虚先生，三位文坛老人都喜出望外。不久，绍兴鲁迅纪念馆派人来温，胡今虚毅然把这两枚残存的信封郑重地捐赠给鲁迅家乡，使之得到永久保存。

 

    鲁迅的信往往言简意赅。1933年10月6日的回信中鲁迅除了对胡今虚说了两件事之外，还郑重告诫：“现在左联的各种现象在重压之下一定会有的。我在这30年中目睹了不知多少。但一面有人离叛一面也有新的生力军起来，所以前进的还是前进。”紧接着又直捷有力地鼓励道：“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

 

     这些信（指内容）有幸保存下来得益于许广平的努力。１９３７年上半年鲁迅逝世几个月后，许广平就向温州的胡今虚征集了全部原信和报刊上登载的原信全文，加以摄影保存，然后根据照片及所录原信先后编入《鲁迅书简》、《鲁迅全集》和《鲁迅手稿・书信集》中。胡今虚遵从鲁迅先生教诲，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和鲁迅生平著作的研究，先后有《鲁迅诗间注琐考》、《鲁迅诗读札》、《鲁迅逝世五十周年集刊》等问世。许广平先生于１９５０年还为胡今虚所著的《鲁迅作品及其他》写过一篇读后感（载于《许广平文集》第一卷）。

 

    2003年12月，胡今虚先生在温州逝世，享年87岁，许多外地的如北京、上海、杭州、绍兴等地鲁迅纪念馆或鲁迅研究会都纷纷发来了唁电，悼念这位德高望重的鲁迅研究专家。

　

　

　

    出现在《鲁迅日记》中的十几位温州籍人士，恐怕要数胡民大（《鲁迅日记》第15卷105次记叙）最为短寿了。他出生于1915年，1935年就因病告别他那心爱的文学事业，仅仅活了二十个春秋。

　　　

    民大又名明达，也叫普阳。他的笔名还有胡鸪鸪。三十年代前期民大活跃于温州进步文学界，是位勤奋有为的热血青年。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她与城区一些爱好文学的中学生及失业青年合组蚂蚁文学社，集资创办《蚂蚁》半月报。这份文艺小报十六开四版，才出一期，就匆匆改作《民报》三日刊，用四开报纸编发了一期。每份一张，内容大半为文艺作品，小半属地方新闻。主编就推胡民大担任。大伙均无职业，编印皆尽义务。正因为他和几位经办者都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经济来源有限，办报经验缺乏，创刊号刚一露面，就成了终刊号。

 

    刊物的夭折，不免使这批文学青年十分痛惜，民大自然更为难过。但他没有因此泄气，相反仍在崎岖的文学之路上不停攀登。没过多久，民大重整旗鼓，又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结成动荡文艺社，致力于浙南文化事业的振兴与繁荣。1933年初《温州晨报》创刊，他与社友经常投稿给该报副刊，以示支持。这年秋天，在“左联”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影响下，他与社友胡申定（今虚）诸人筹划将《毁灭》、《十月》等苏联文学名著改写为通俗小说，就此致函鲁迅先生征求意见。这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立即得到鲁迅的热情鼓励和赞同。他们收到先生通过上海内山书店寄赠的图书数册，其中就有急需的《毁灭》一部。

 

    动荡社的工作，除了有鲁迅的帮助之外，还得到外地一些文学社团的响应和协作，杭州、上海有热心人纷纷同他们建立联系，连远在河南的一位文学爱好者也主动跟民大通信，经常交流儿童文学的创作心得、阅读体会，成为知音。他和伙伴们如虎添翼，夜以继日地着手进行，就在当年底，《毁灭》、《第四十一》相继改编成功，随后在《温州时代报》上连载，受到各阶层读者广泛的欢迎。

　　　

    然而好景不长。1934年该社主要成员或外出求学，或业务繁忙，一时无力顾及社务，沉重的担子一下子落在民大的双肩之上。就在他勉力维持的紧要关头，因为参加农村经济研究会组织的进步活动，他被地方当局逮捕，禁闭于反省院。挨过一段日子，身患重病的民大由熟人保释出院。不久病情恶化，这颗颇有希望的文坛之星便永久地消逝了。从此动荡文艺社失去了一位得力的主持人，也就逐渐解体，名存实亡了。噩耗传出，社友和读者无不惋惜胡民大英才早逝。

　

　

　

    徐定超，字班侯，1845年出生于永嘉枫林的农民家庭。4岁丧母，不久父亲又去世，他和继母艰苦度日，徐定超从小聪明好学，5岁能背诗数百句。学习非常勤奋刻苦，每天早起读书，持之以恒。为了练好书法，常常手练痛了还在练，即使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从不中断，独坐庭前握笔练字。所以他学习进步很快。凡是教过他的老师个个称赞。13岁应童生考试名列第二，不久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中秀才。光绪二年赴省乡试得中举人，光绪九年又中进士，并名列前茅。

 

    徐定超多年任职监察御史，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他能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不畏权势，大胆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使一些清朝亲贵权臣被惩罚或撤职。如黑龙江巡抚段芝贵，是北洋大臣袁世凯的亲戚，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群众切齿痛恨。由于徐定超的坚决斗争，也被罢了官，民心大快。徐定超思想进步，追求真理，主张民主、平等。积极拥护“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当听到维新派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害的消息，十分悲愤，当场失声痛哭流泪。

 

    辛亥革命后，徐定超出任温州军政分府的首任都督，在任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如严惩土匪，减轻税收，打击奸商，稳定物价，赈济灾民，发展生产，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后，徐定超看清了满清政府和衰世凯的反动本质，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毅然辞去官职，专心从事教育与医药事业。决心以教育、医药救国救民。他大力提倡民间办学堂，用自己的薪俸积蓄在故乡办了一所枫林高等小学，为永嘉培养了不少人才。

 

    1909年6月，鲁迅自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市高级中学）任教。11月10日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教师反对新任监督夏震武（外号木瓜），发动了清末轰动浙江省的教师风潮“木瓜之役”，夏震武最后被迫辞职。事后有关方面请来徐定超来兼任两级师范学堂的监督（校长）。

 

    徐到任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杨莘稆请鲁迅回杭州，但鲁迅未就，反而特地嘱咐杨“徐之为人，未必有胜于夏，你要留心。”言语中对徐定超充满了不信任。但没想到，两人个自走了一圈后，竟然都投奔到了教育部，彼此还是成了同事。1916年10月23日，徐定超生日，鲁迅也跟同事一起前往祝寿了，当日的《鲁迅日记》记载：“同人公送幛子，分二元。”可见当时表面上的情面上还是过得去的。

 

    1918年1月4日，徐定超经上海回温州，所乘的轮船被一艘英国轮船撞沉。当时救生船几次请徐定超夫妇下船避难，却都被拒绝了。他说:“我年事已高，还是人家先下船吧！”慨然将脱险的机会让给别人，结果夫妇双双遇难。这本是一起挺高尚值得大家敬重的的事情，温州的乡亲们在温州城内和永嘉枫林分别建立了徐定超纪念祠，并在枫林徐定超建造的石板桥旁建造了榕枫亭，以表示对他们永远深切怀念。但大概是徐定超生前好谈鬼神，有好事者俞复、陆费逵等人在上海组织“灵学会”，就拿他自神其事，大搞为徐定超灵魂照相的现代巫术活动，并在1918年3月1日上海《时报》上刊出徐的所谓的“魂灵之摄影”。

 

    对此，鲁迅在当年3月1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予以痛骂：“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鬼，至于为徐班侯只灵魂照相，其壮如鼻烟壶，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

 

    所以，虽然今天的枫林的御史祠还保留有鲁迅墨迹，但那多半也就是文化人表面上的客套。十多年前卢礼阳先生曾写过徐定超先生和鲁迅交往的这段轶事，但当时的报社编辑认为，先生对我们乡贤过于怠慢多有不公，所以不让见报。但如今看来，既然许多人都能正视鲁迅先生对施蛰存先生的评价有失偏颇，那么他对徐定超的说法自然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即便是把这事情说道出来了，也不见得就遮掩得了乡贤的光芒。

 

    于是，也就没有顾忌地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