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伊始，对“刘羚羊”和“张鸽子”的围剿引发的广泛关注，吹响了国内摄影界、新闻界向假新闻照片全面宣战的号角。

在这样大背景下，我将憋了两年多时间关于沙飞照片是否涉及做假的疑问正式端上台面，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刘为强关于宣传照片的辩解提醒了我，另一方面，我是想和大家一起探讨新闻照片造假乃至新闻造假的根源所在。

博文发出后，有博友建议我应该申请将博文归类到“暴光台”去，并称我“打假”打到沙飞的头上，算是照片打假有史以来打到最大的一条“鱼”，但我拒绝了他的建议。

正如一开始我在文章中对延安时期的历史条件表示了充分的理解那样，我的文章并不是冲着沙飞而去，而是要告诉大家，今天这些假照片最早确实可以从沙飞式的新闻照片里找到源头。沙飞或许并不是主观上的造假者，真正促使他“造假”的更多会是当时确实艰难的历史条件，和特殊时期“新闻”和“宣传”的概念混淆（我个人也由此觉得对沙飞的宣传最好谨慎一些，不然一不小心说不定会留笑话给后人，当然，这是题外话）。所以，写的是历史上的沙飞，说的还是现实中的刘为强们，而且通过对这种传统的回顾，也希望能打消一些批判者心理上的道德优势，因为我们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们都接受过相同的职业教育，甚至我们也都做过相同的造假事件，不同的可能仅仅在于：程度没有他们这么恶劣，至今还没有被人发现⋯⋯

中国新闻照片打假才刚刚开始，就现实的情况来看，在广袤的中国国土上，涉及新闻造假的肯定不止王卫东、邱焰、林勤、程建平、刘为强、张亮这些人，我们不但要继续揪出造假的无良记者，同时也要在制度层面上建立相应的操作流程。

那么对于更早之前的历史问题呢？比如沙飞的照片，比如大跃进、文革等等时期留下的新闻照片？

在我看来，以我们今天的认知和技术条件，去判断当年的那些照片是否属于造假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揪出来又能怎么样呢？许多相关的人或许都已经不在人世，道义上的批判、惩罚已经无从落实，最关键的是，许多照片还涉及党和国家历史的一些敏感问题，拆穿照片，极有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要去重新面对历史，不说这个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摄影和新闻，我们还必须冷静地认识到其中的现实困难，那就是在未来不会太短的时间里，我们根本不可能真正完成这样的任务。

但历史问题不解决，并不意味着混乱的现状就理所当然可以一再持续，所以我在这里建议，以刘为强事件为分水岭，让新闻照片打假从刘为强同时代的摄影师开始，制订新闻摄影记者职业条例，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净化中国新闻摄影空气，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表率。

至于那些暂且还搁置着的历史老问题，我们则必须相信——只有清白的现实才能书写清白的历史！

这两天，我所居住的城市温州又迎来了一个大运动——治理温瑞塘河。从目前本地媒体的报道来看，在今后四年的时间里，将分四个步骤对温州市区29条主要黑臭河道进行整治，至2011年全面消除河道黑臭。

这真是一记狠狠甩在我脸上的耳光，早在2000年10月，温州的温瑞塘河就已经开始过一次整治，而且早早号称卓有成效。当时我在华东分社温州记者站工作，受领导嘱咐于次年在《人民日报》华东版上为那次整治写过一篇《问渠哪得清如许》，大大地歌颂了温州市委市政府的英明决策和整治工作的迅速有效。这篇文章这些年来一直是我的心头负担，因为七年来在我眼皮底下流淌的是那依旧黑臭的塘河水。

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我心里原本有个自己的标准，那就是：可以犯知识性的错误写错文章，但决不能违背道义乱写文章。但由于当时记者站同时还承担扯淡的经营任务，所以有时为了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我们不得不给一些相关的部门单位写些宣传的东西，身为采编部门负责人，我承担了其中大部分的任务。

当然，现在我要忏悔的，不是我的记者站工作生涯，而是在记者站做宣传工作时很不严谨的工作作风，那时基本上没有正经的采访，对方提供的文件、简报往往直接就成了我的写作材料，拼拼抄抄就成了一篇报道，我当时的工作甚至还非常依赖于一个叫“丹青”的软件，通过扫描仪能把那些文件打印稿直接转成文本文件，连打字都省了，直接在文件上修改出一篇稿子。之所以会违背自己内心的标准，变得这么放肆，主要就是觉得做宣传稿子，反正也不会有人顶真，相对做批评报道时常要面对当事人的质问，写这些太平文章基本上就不存在这样的风险，做多了宣传稿子后，一不小心就滋生了侥幸、不负责任的心态。

毫无疑问，我的《问渠哪得清如许》就是这样抄拼文件、简报的结果，连泛泛的采访都没有。如果我在七年前发布的“温州塘河治理卓有成效”是真的话，自然也就不会有2008年再度治理的大运动。不过，既然是和谐社会，自然也就不会有媒体去追究前八年整治中纳税人那么多个亿都花到了哪里，谁来为那次失败的治理负责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的自责在一些人看来未免太煞有介事甚至多余的，之所以写在这里，并不只是对自己以往轻浮的工作作风表示忏悔，更重要的是，这个记忆作为一把钥匙，帮我打开了一扇门，在门里我终于发现——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假照片？

就这两三年来出现的问题照看来看，大致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大都是弘扬主旋律的宣传照片，或许那些制假者怎么都没料到，这些反映国泰民安和谐盛世的照片竟然也会有人来挑刺。

我在昨天发表《沙飞照片做假了吗？》一文，是觉得有一个观点必须在这个时刻阐述：对于我们这些新闻摄影从业人员来说，沙飞是当然的先驱，但先驱不一定就是最优秀的完人，缺乏符合客观事实的解读，一味的过度的神化，不但影响到对沙飞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同时也会影响到我们对新闻摄影的认识。从沙飞到刘为强，我们看到了“新闻”和“宣传”混乱概念的传承，一代人的荣光带给另一代人以耻辱，这难道还不够我们深思吗？

主旋律宣传要是能做到实事求是，自然也就杜绝了人们对“主旋律”的抵触，但说实话，当下世风浮夸，要做到这点未免过于理想。同为新闻从业人员，我深深地理解大家职业的不容易，宣传的照片不是不能拍，但问题在于，你摆就摆了，拍就拍了，做就做了，整得再好，你也还是得记住——它们只是宣传照！你拿它们去参加什么新闻奖评比，跟上网发放陈冠希的艳照有什么区别呀？一样都是把不适合见光的东西送到阳光底下，如果说冠希是被人陷害的话，那你就是自投罗网。

对沙飞，对那个历史年代艰苦的条件，我们应该宽容和理解，但对于今天的这些糊涂蛋就决不能任其浑水摸鱼，诸如制造了和谐非典和谐禽流感且全无悔意的邱焰、张亮之流，我们坚决不能轻易宽恕！因为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代代的后来者，不能让他们的无耻继续代代传承。

PS:在这里我要专门表明一下我对张亮照片的看法，即便那个鸽子不是加上去的那也不是一张真的照片，有这么给广场鸽打针的吗，逮漫天飞舞的鸽子打针，一天能给几只鸽子打呀，有这么干活的吗，为什么不省事点到鸽舍里打？整个就一摆拍的东西嘛，压根就不用去辩论加不加鸽子的问题。把这样的东西也评成金奖，只能说，“华赛”不慎重呀！

刘为强曾辩解说，他的藏羚羊照片不是新闻照片，而是宣传照片。以刘为强的意思来看，新闻不可以造假这点他倒是知道的，那么宣传照片就可以造假吗？

因为国情使然，我们很多人对于“新闻”和“宣传”的区别一直概念混淆，于是我上网找到了一些资料专门来明确一下“宣传”和“新闻”的区别——

1、宣传的出发点是处于宣传者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去追逐受众；新闻的出发点是受众出于自身的需要去追逐信息。宣传追逐受众，受众追逐信息。

2、宣传者传播观念的目的是要受众理解它、接受它、支持它，宣传者在宣传之前有自己的主观意图，通过宣传，力图影响人们的思想，让受众按宣传者的意图去行动；新闻发布者除了以新闻谋利以外，对新闻本身无自己的主观意图，任凭受众自己去分析判断，作出决策。

3、新闻（信息）的传播是一次性的，第二次、第三次就不能再称为新闻（信息）；宣传却需要经常重复，以加深人们的印象，利于人们的了解和理解，并往往用一种或多种不同的形式反复宣传同一种观念。

4、新闻信息沟通要求定量的准确（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及时、准确）；宣传要求定性的准确，即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观点要求正确鲜明，材料要真实典型。

由此可见，我们不得不承认刘为强的辩解是有理论依据的，只不过他获的是新闻奖不是宣传奖，而且在他获奖的时候并没有当众告诉大家他更适合领取宣传奖，所以，他因为说谎得到现在这种惩罚是咎由自取的。

但我还是要感谢刘为强给我这个机会弄清楚了新闻跟宣传的区别，同时也解开了两年多来的心头之谜——那就是关于沙飞的这几张照片所谓的“真假”疑问。 

在“长城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沙飞摄影全集》中，第82页有图片说明为“肉搏”的三张连底照片。

请大家注意，综观这三张照片，左边两个人（从衣着上基本上可以分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和一个日本士兵）扭打的姿势几乎没变，而右边八路军的位置移动也不是太大，由于没有注明照片拍摄时间，我不能判断沙飞当时使用的究竟是不是白求恩送他的柯达莱丁娜相机，但不管是当时的什么相机，都不可能是电动过片，拍一下，卷一下片，中间是有一点时间差，人物的位置和动作不可能基本不变。我拿我的美能达700（手动过片）试过，拍三张照片，即便举着相机不离开眼睛，也需要时间5秒左右时间，在性命相搏的战场上，5秒钟应该会发生许多事情了，但这三张照片却变化不大。

尤其是第三张，右边的人物明显比上面的两张有动感，更有刺杀的力量和速度了，但离谱的是，人却被换掉了，因为我们从装扮上可以看出，前两张是同一个人，而第三张上的却是背斗笠的。我不明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扭打的人基本不动？为什么第一个人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消失了，换上一个背斗笠的人？还有，就是最后的刺杀成功的照片为什么就不拍了？

我当时怀疑，这有可能这不是战场上抓拍的，是训练课，或者是拍电影。后来我再仔细翻阅《沙飞摄影全集》，发现画册中类似穿帮的照片还有一些，而且真正战争场面的几乎没有。

于是我就向沙飞女儿王雁以及摄影界出版界前辈求证这些照片究竟是怎样产生的“真相”，得到的都是否定的回答——不是现场抓拍。

那就是摆拍了！当时我还纳闷，著名的沙飞怎么就可以摆拍呢？怎么说这都不是新闻工作者该做的事情呀！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为什么了——沙飞拍的这些照片并不全是反映战斗过程的新闻照片，而是向外界宣传八路军抗战的宣传照片。尽管沙飞是个摄影记者，但在拍这部分宣传照片的时候，他只是个宣传照摄影师。

在那个年代，以延安的摄影器材和人才，八路军不可能真的让沙飞冲到最前线，即便他本人有过无比迫切的愿望，也只能在战斗后摆拍一些反映战斗情况的现场还原照片，毕竟人才太少，对摄影师更要以人为本，讲究安全第一！知道这个历史背景后，我觉得这些还都能理解， 但问题在于，过往对沙飞的介绍中，我们少有提及这些历史内幕。

试想，如果有人用最初看到刘为强照片那样欣喜的心情去观看《肉搏》，最终发现它是摆拍的，在不了解当时历史条件对沙飞摄影工作的具体限制，就很容易对沙飞造成误解，进而对八路军的抗战历史造成误解，这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沙飞摄影全集》把这三张连底照片都收录进去，因为要是只收其中一张的话，作为读者，我永远不会有怀疑的机会，只是，在对沙飞的研究中，我们还缺少对这些情况的中肯说明。希望在今后能有人就这些方面做些专门的说明补充，那就圆满了！

      你可能不认得这张脸，也可能没有看过他的书，但你敢说没听过他的名字吗？人不能没文化到这个地步呀！

    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

    因为我精心保管照片，使得凡树和我能在1997年的影像中重逢。
　
　
凡树：
　
    多年前的某一天，我突然对时间发生了兴趣，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时间的重量和对我的压力――我开始苍老。此后有一大段的日子我迷醉于时间和由时间架构的记忆。

    我们开始回忆，并且时而去美化那一段记忆，这足以说明一个被证实的结论：那段时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们的青春时代彻底结束了。

    1997年，艾敬动情地喊着我要去香港。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大学毕业去一个山区的学校任教并且已经三年，我已经强烈地预感到我的强劲想象就要变为现实：我要离开了。在那个时候，新世纪比爱情遥远无数倍，我们要奔向21世纪。――而现在想来，日子多么悲伤。21世纪已经到了第六个年头。

    每一年过生日，不管是我，还是大门，我们都在自主刷新着我们友谊的年份：过一年，我们的友谊又多了一岁。时间会让有些友情崩溃，时间也会使有些友情愈发坚固。我们的友谊已经走过了第25个年轮，这是不是时间的奇迹？时间，到底要把我们到哪里？直到有一天，我们都已经苍老，或者某一天一个人为另一个人书写着墓志铭，而它依然崭新狡猾如初？

    你们大可以忘记现在，但是一定要记住我们的1997。
　
大门：
　
    那一年香港回归，那一年我正在经历一场后来没有矢志不渝却至今才能释怀的感情，那一年，一个国家和一个青年都有过极度亢奋的时光，一个民族的豪气在那一年无比完美地融入了青春的荷尔蒙和多巴氨，那是有着许多重大快乐记忆的年份，那一年的阳光在今天的记忆里灿烂得像球场所有的灯光拥堵在我的桌前，以致于我现在回忆那一年的时候，神经过敏地语无伦次――

    那时我很青春，那时我很英俊，那时我阳光，那时我很张狂，那时我很才华横溢，那时我充满魅力，那时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时我对世界有着无尽地狂想，那时我设想十年后的自己比现在优秀一百倍……

    但现在，我很平常，尤其奇妙的是，我为这样的平常感到无比地平静！

    我现在的感觉很幸福，因为，向后，我有着可以努力的未来，向前，我有着清晰的美好记忆！

    嘿，你们看，那一年我是这么地意气风发，这么地英俊不凡!

    这一天，有一道光，一直跟着我。

    温州朔门老街，温州仅存并被收拾得比较象样的老街，有朋友在操作把这个地方全租下来搞LOFT，弄个温州的“798”什么的，自然也有朋友怂恿我来这里鼓捣个工作室什么的，可我想，我弄这东西干嘛呀，能赚钱吗？